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中的读者接受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洪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作为理论体系,理应把“读者接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家和批评家也对读者接受问题进行了理论言说。从历史发展的线索看,这些理论观点可归纳为陌生化的文本和悖谬性的接受、经验的契合与限制中的自由、效果的历史与读者的误读、沉思的实验与正直的底线、感觉的曲线与自动的思索等五个方面。总体来说,这些理论成果表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家、批评家开始重视并提高了读者在文学活动系统中的地位,同时他们把“读者接受”看作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升了读者的接受主体地位,意识到读者的阅读接受其实是与文本和作者所进行的对话活动。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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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现代主义文论必须将读者在接受作品(文本)方面的言说和评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文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孤立的关于文本的理论,或者关于作者创作的理论,它理应包括关于读者接受的理论。一方面,作者及其文本造就读者;另一方面,读者也通过阅读接受而创造新的文本。一般说来,古代的文学理论不关注读者层面,只有到了现代,读者问题才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并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接受研究之基础上诞生了接受美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也受到了应有的礼遇。虽然中国本土的这些理论还显得不够完备和系统,但是亦足以给作者的创作和文本的最终形成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陌生化的文本与悖谬性的接受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中,读者是没有独立的身份和存在的价值的,一切都是作者主宰的产物,即使有时候作者或叙述者(隐含作者)把读者尊称为“看官”,似乎极为尊重读者,实际上读者仍属于被操纵的接受者。卖关子和留悬念是古典小说、戏曲的拿手好戏,但都是为了受众的捧场和被动接受,而不是积极参与文本的创造。

      与传统文学读者观相比,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及文论对于读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主义文学则以不让读者产生或采取同情式等认同和理解方式,或者故意以陌生化方式使读者费解为目的。它呼唤读者以积极态度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有时候还促使读者产生“反讽式”认同①。鲁迅曾经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代传统和现代维新杂糅、中国元素和外国因素开始交织的国家,“grotesk”是最为适合的描述模式,古怪而又夸张的叙述完全适合于中文写作②。“grotesk”(德文,怪诞的)带来陌生化的接受效果。但是鲁迅发现中国文化和叙事中既有的各种因素本身就具有怪诞性,如《山海经》之类图书所记载的往往是人面兽身鸟翼等形状的怪物。在《补天》中,鲁迅故意讽刺封建卫道士们,在女娲的大腿上添了几笔,便构成了几个可笑的小男人形象。这也是以古怪或陌生化的手法取得阅读接受效果的方法。鲁迅曾经有一组小散文诗《自言自语》(1919)用象征或暗示,表达“神秘幽深”的情绪。如《火的冰》:

      流动的火,是熔化的珊瑚么?

      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要烫手。

      遇着说不出的冷,火便结了冰了。

      中间有些绿白,像珊瑚的心,浑身通红,像珊瑚的肉,外层带些黑,也还是珊瑚焦了。

      好是好呵,可惜拿了便要火烫一般的冰手。

      火,火的冰,人们没奈何他,他自己也苦吗?

      唉,火的冰。

      唉,唉,火的冰的人。

      孙玉石认为,该诗“极大限度地模糊了隐含的意义本身,给人更多的隐藏美。全诗究竟是写启蒙者们的宗教式的献身精神,还是自身性格‘冷藏内热’(许寿裳评鲁迅性格语)的象征?或是更有别一番深意?确实很难回答。作者只将这个问题留给了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和创造”③。他发现了“五四”时期鲁迅散文诗所具有的品格:尊重读者,让他们在积极的思维中主动地索解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并在接受和欣赏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而《野草》进一步体现了鲁迅独特的文学读者观。我们说《野草》是鲁迅的哲学,不仅仅指它提供了鲁迅复杂微妙的思想和艺术手法,还在于他提出了许多关于读者接受的新思想。《过客》、《死火》、《墓碣文》、《死后》等篇章,既提出了人生哲学和存在论的问题,也向读者发出“邀请”一起参与到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探究中来。《墓碣文》就是作者借助文本向读者的发问,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实际上就是去应答。这类似于卡夫卡小说《一个梦》的景象,又有尼采《坟茔之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意象,读者理解时需要克服两重“障碍”:一是作者(叙述者)设置的故事所具有的,一是文本故事里所套的梦境导致的。《墓碣文》中的“死尸”要求读者“……答我。否则,离开!……”整个叙事充满了悖谬性:“我就要离开。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口唇不动,然而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里的“我”既是叙述者,又可理解为“你”(作者或阅读者),这是一种悖谬式对话的写作风格和基调。作者对于读者的邀请是让他们参与思考,但对之又有浓重的怀疑意味。《过客》中的过客面对老翁的疑虑,回答道:“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的悲哀!”这里的“他们”正是故事传达者所暗示的读者(大众)。悖谬和怪异往往成为鲁迅《野草》等作品所蕴含的读者接受观的特点。

      周作人在“五四”退潮之后也日益体会到线形进化论不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化进步的表征,于是他转而提倡地区性和习俗性的本色和趣味。在论述废名的作品时他提出了许多和后来的西方接受美学相类似的思想,诸如废名的文风是“奇僻”、“生辣”、“晦涩”的;他还论证了法国象征派鼻祖波德莱尔那些“很难懂”的诗:“一位法国诗人,他所作的诗都很难懂,按他的意思,读诗是和儿童猜谜差不多,当初不能全懂,只能了解十分之三四,再由这十分之三四加以推广补充,得到仿佛创作的愉快。以后了解的愈多,所得的愉快也愈多。”④阅读波德莱尔的诗是“猜谜”,这一思想体现了周作人的现代诗学精神。有学者认为,周作人的这种诗学表达所“使用的术语听起来十分‘古典’,但他的美学观点却体现了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的结合”⑤。总体上说,周氏兄弟均强调读者阅读接受中经验的重要性,但又体现出对读者(民众)的隔膜感。这种启蒙意图常常左右着文论家对读者(民众)地位的思考。启蒙者往往视读者(民众)为落后油滑的,甚至是不可对话的、精神萎靡的愚众。悖谬、反讽和怪异往往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主义文本与阅读接受之间的接受效果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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