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文学流派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必定会在它对主题的选择和处理中显示出来。以表现人性、描写人生为标榜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同时以重视道德的主题为标榜。道德和人性、人生本来有着内在的联系。深深影响过林语堂、朱光潜等人的美学家克罗齐曾说：“不论是什么诗，其基础都是人性，而正因为人性是在道德上实现的，任何诗的基础也就都是道德上实现的，任何诗的基础也就都是道德意识。”〔1〕中国现代，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时就说：“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2〕。他还曾这样说自己的文章：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里边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3〕 后来，朱光潜谈及梁实秋《文学的美》一文时指出，此文的论点，“可归纳到一个基本观念里去 ——‘文学的道德性’。其它艺术可以只是美，而在文学中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道德性”〔4〕。但朱光潜本人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相同，他曾说：“审美经验是独立于道德的考虑的。”〔5〕 毛泽东在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6〕在一般的意义上，新道德，新文学，都并非不能通向自由主义。中国现代，作为思想体系的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改造社会手段的革命路线与自由主义路线，它们的分歧，首先是从政治态度开始的。对道德的强调，则在这种分歧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当年，周作人曾驳斥封建卫道者对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的攻击，说：“我不愿意人家凭了道德的名来批判文艺”〔7〕。他这里所揭露的道德，是指旧道德。他认为郁达夫的小说不合旧道德，却完全合乎新道德。周作人此时从道德的角度谈问题，跟政治并无直接的关系。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强调道德，往往包含着淡化政治甚至反对政治的目的。林语堂说：“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应该说这话并不错，但它其它另有涵义。正是与这种涵义相联系，林语堂有针对性地说：“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8〕而在创作中这时继续从人性为基础描写道德的主题或涉及道德问题，又表现出另一种复杂性。比如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等小说，政治上起码可以“商榷”，道德上却无懈可击。因此，对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 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既然以人性论为基础，那它必定要坚持人的精神活动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文艺创作也具有绝对个人的性质。这是它的又一个基本点。林语堂说：“艺术也是精神的，所以个人的表现是一切创造形式的根本要素。这种个人的表现就是艺术家的个性，是艺术作品中唯一有意义的东西。”〔9〕周作人在《新青年》上有一篇《个性的文学》，虽不像《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那样出名，却告诉人们，既然新文化运动发见了人，作家同时也就发见了自己。对于欧洲自由主义运动来说，精神活动绝对个人的性质，文艺创作绝对个人的性质，既是事物的本来面貌，更是一种信仰，一种他们要为之争取的权利。霍布豪斯说，关于文艺，自由主义运动“为自我表现、为真实、为艺术家的灵魂”进行斗争。〔10〕而在中国现代，周作人和林语堂等人提出这个问题，则还结合着对传统和现实的批判，本来不能没有这样的批判。在对传统的批判方面，当时有文学究竟应该“载道”还是“言志”的讨论。周作人说： 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指俞平伯——引者）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11〕 林语堂则认为，中国“经典的传统思想”，使得“‘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12〕。所以，他发出慨叹：“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传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13〕如果仅仅从理论上来谈“载道”和“言志”的关系，应该说后来朱光潜的认识，比较起来要深刻一些。朱光潜说：“如果释道为狭义的道德教训，载道就显然小看了文学。文学没有义务要变成劝世文或是修身科的高头讲章。如果释‘道’为人生世相的道理，文学就决不能离开‘道’，‘道’就是文学的真实性。”因此他认为，需要的是“文艺的‘道’与作者的‘志’融为一体”〔15〕。照朱光潜等人看来，这种融合是完全可能的。本来，他们强调作者的“志”，即强调文学创作的绝对个人性质，跟要求文学表现人性、描写人生，其间并不存在矛盾。后者是作家人格在创作上的要求，并使作家人格得到表现。 但由于中国现代的具体历史条件，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对现实的批判，跟它对传统的批判却并不全是一回事；尤其到了三十年代，两种批判甚至可以说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因为，现实不能为他们坚持文学创作具有绝对个人性质的观念的生长，提供合适的土壤。社会改造的迫切性以及政治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各种政治势力通过其文艺政策向文艺提出的要求，都使得文艺空前政治化。特别是，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所造成的新的文学观念，更使这种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于是周作人写了下面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