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01-060-064 20世纪60年代以前，文学承载的伦理价值一直备受众多西方文学批评家的推崇。从柏拉图到阿诺德，都将文学中的伦理道德看作是影响现实生活中人性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主张用文学中的善恶伦理引导“理想化”的社会伦理秩序和“最好的”人性。虽然20世纪兴起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批评流派，将文学的研究重心转向文本内部的语言和形式，隔离了文学与现实伦理的关联，但却只是悬置善恶评价，并没有完全否定文学的伦理价值。如彼得·威德森所言，“这一对于少数知识分子的‘生命’价值观念的重视，以及让这种高档文化获得胜利的救世热忱，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普通读者’来说，已经成为极其自然和无可争议的了，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情况依然如此。”[1] 但是，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思潮出现，以雅克·德里达、希里斯·米勒等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提出语言符号的“游戏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解构派声称文学语言是无限“异延”的符号载体，不承载传统文学批评所赋予的“确定性”意义和价值，文学的伦理价值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艾布拉姆斯、韦恩·布斯等为代表的文学价值捍卫者，与解构主义学派公开论战，坚守文学的确定性意义。布斯更是在1988年出版专著《我们所交的朋友：小说伦理学》，提出“共导”原则，既反思了传统文学伦理学批评推崇先验价值观的局限，又使文学的伦理价值突围语言游戏的迷雾，重返确定性。 一、“确定性”危机 1967年，随着德里达的《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和《文字与差异》三部著作的相继问世，索绪尔所定义的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稳定性对应关系，被德里达所称的文字的距离性和模糊性打破，开启了反权威、反传统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认为，社会现实更多的不是令人压抑的确定性，而是更加闪烁不定的、由不确定性构成的无限延伸的蛛网。”[2]“不确定性”伴随着解构主义的浪潮在各种理论学说中开疆扩土。保罗·德·曼提出“阅读的可能性永远不是理所当然的”[3]，将阅读看作是一个永远存在盲点的过程。希里斯·米勒认为“文学批评面对的永远是无中心、无确定意义的文本”[4]，否定文学批评能够阐释文本的确定性意义。哈罗德·布鲁姆也提出“诗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事物，而是由指向其他语言的语言构成，而其他语言又指向另一些语言，一直向浩瀚的文学语言世界延伸”[5]，用语言的灵活性和变化性，论说了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而罗兰·巴特的“零度”观念更是彻底颠覆了作者在文本中的权威性，不仅抵制对语言的惯常化理解，而且消解了明确阐释文本意义的可能性，进一步瓦解了传统观念中语言与意义的确定性对应关系。 1976年12月，在现代语言协会(MLA)大会中，《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期刊的主编谢尔登·萨克斯在“文学的哲学方法”分会场，主持讨论了韦恩·布斯的《保护典范：或者说，如何不自掘坟墓》、艾布拉姆斯的《解构的天使》和希里斯·米勒的《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而且，1977年第3期的《批评探索》以“多元论的局限”为专栏标题，同时刊登了这三篇论文。这次讨论一方面延续了1976年同样刊登在该期刊上，韦恩·布斯的《艾布拉姆斯：作为批评家的历史学家，作为多元论者的批评家》和艾布拉姆斯的《文化史中的理性与想象：答韦恩·布斯》两篇论文，就文学意义多元性展开的对话。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布斯和艾布拉姆斯所坚持的文学意义的确定性，开始直面来自于解构主义批评的质疑和消解。 米勒在他的论文中，以寄生者和寄主之间的矛盾关系，驳斥了布斯和艾布拉姆斯关于能够通过阅读获得寄生于文本中的确定性意义的观点，提出寄生者可能与寄主和平共存，也有可能破坏甚至杀死寄主。米勒认为文本并不是像它表面呈现出来的一样，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而是在内部细分为无数种寄主和寄生者的关系。在语言的变化碰撞中，意义既可以向寄主，也可以向寄生者倾斜。他以雪莱《生命的凯旋》为例，对比了不同批评家对该诗的阐释，认为这些阐释分别是寄主和寄生者关系在一个单独实体中的重新建构，而阐释的非同一性说明对该诗单一性的解读并不成立。“这首诗如同所有的文本一样是‘不可读的”，因为“每一种阐释中都必然包含自己的敌人，它既是寄主又是寄生者。”[6] 米勒的这些关于语言、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理论学说，对传统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在解构主义批评的视野下，文学不仅脱离了与作者的亲缘关系，而且超越了读者的阐释，文学中语言符号的意义始终处于无限地延展当中。曾经在西方传统文论中言之凿凿的文学伦理价值，由此缺少了赖以依靠的确定性文本内容，失去了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面临着被文学语言的距离性和模糊性消解的尴尬局面。文学的伦理价值伴随着文本中“寄主”与“寄生者”永无终止的生存可能性，跌落“不确定性”的深渊。 布斯的“共导”原则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语境之下。一方面，受到解构主义批评的影响，布斯意识到传统文学伦理学批评推崇的先验价值观确实存在局限，不仅可能曲解作品原本的意图，而且可能遮蔽读者多样化的伦理感受和伦理判断。而另一方面，布斯也发现解构主义学派主张的“不确定性”，虽然将文本和读者从单一性的阐释中解放出来，却又因为无限的开放性使文学的伦理价值在语言游戏中走向虚无，忽视了文学中真实存在的“确定性”伦理力量。因此，布斯尝试用“共导”原则在多元性文本中发掘文学的伦理价值，应对文学伦理学批评面临的“确定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