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政治学概念，但这并不能掩埋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对本世纪历史进程所挥发的影响。这一概念在历史叙事中被废置，源于它经过“东方化”之后，再现了各种可以置换的、易于被理解接受的本土话语，如平民、大众、人民、群众等等。而这些概念恰恰又构成了本世纪历史叙事的主能指，并且从历史精神转化为文学精神。从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世纪末的文化论争，民粹主义始终潜隐于各种话语背后，它虽未正面出场，却又始终成为争夺对象和争相开掘的思想资源。因此，这一思想潮流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想资源的开发者都是“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而当他们表达自己的信仰和献身对象时，却又同时诉诸于与精英主义相对立的民粹主义。于是，民粹主义的思想取向便在20世纪轮回出场。它所隐含的文化内容是通常意识形态表意话语诸如：“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左”与“右”等纠缠和暴力裁决所无力解释的，它所涉及的更为深层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得多。 尽管百年中国甚至近代以来的主要思想家都从这一资源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并借此确立个人的意义世界作为生存的支点，然而这一话语背后隐含的真实内容却并不“纯粹”。它不仅证实了东方现代智慧的贫乏，同时还证实着东方现代“精英”的智慧。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它在逐渐演化转变的过程中，与这一原则思想、实践的内涵渐渐失去了联系，它从信仰退到了策略。因此，梳理并检索这一思想潮流转化演变的过程，揭示其隐含的真实内容，是极其必要的。 一、民粹主义：从文化信念到文学精神 民粹主义最初被命名于俄语，它在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界曾盛极一时，但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却不是俄国人，而是伟大的卢梭。青年学者朱学勤博士在他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做了详尽的考察。俄罗斯帝国击败了拿破仑帝国的远征，但法国革命的思想却出人意料地在俄罗斯得以蔓延，而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第一批人，则是进剿巴黎的第一批俄罗斯军官，“随沙皇亚历山大远征巴黎的青年军官，下马与街头民众接触，如受电击：被他们击败的法国革命，原来有如此高尚的道德理想？于是成群结队，纷纷去卢梭隐居地——爱维尔弗农山庄，在那里自愿接受法国革命的精神洗礼。”[①]这些人回到俄罗斯不久即发生了十二月党人之变，这些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在事变的纲领中提出了明确的平民要求，以致于俄国人评价说：“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未见过当今老爷们造反，却为的是——要做鞋匠！”[②]俄国19世纪著名的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也认真研习过法国革命的思想，别林斯基和朋友们阅读法国革命史，赫尔岑等人“在睡觉以前不是祈祷，而是阅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但俄国人重复的仍然是卢梭早已说过的一切。朱学勤指出：“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法国人说，谁也没有象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③]因此，是卢梭创立了与精英主义相对抗的民粹主义思想。 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并没有明确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统治阶级思想中的“以民为本”多少隐含着统治谋略的意味；传统文人“忧患意识”也多限于文化信念。但无可否认的是，本土的文化信念与外来的民粹主义都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民粹主义尽管隐含着排斥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但是它的道德形象则更为吸引知识分子，尤其吸引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④]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忽略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疾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或“平民文学”，企望新文学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⑤]，以对大多数民众有所裨益。这些思想无疑蕴含着对民众的深刻关怀。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诗歌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另一方面，这一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切和“人的解放”的总体目标追求，并不说明这些先驱者对民众真的抱有觉悟或觉醒的期待。恰恰相反，仍在昏睡的华夏子民常使这些启蒙者深怀绝望。鲁迅自不必说，陈独秀就曾指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⑥]对当时群众和所谓“多数”价值的怀疑已不是个别知识分子的认识。事实也是如此，在社会实践中，北大平民演讲曾定期的到郊外小镇和乡村活动。1920年4月13日的一份包括罗家伦和平民教育讲演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报告说：“今天是星期，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作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虽然抓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的演讲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退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掩旗息鼓’，‘宣告闭幕’啦。……到赵辛店……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推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但总不敢前来。”[⑦]这是一幅真实的图景，也是五四一代人对民众失望的根本原因，启蒙实际上只成了知识分子相互间的事，大众拒绝了启蒙的声音。对这一点，五四一代人有深刻的洞察但又束手无策，这也是诱发批判“国民性”最基本的动因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失去了一次检视自己思想矛盾的机会，也失去了一次建立自己独立的精神地位的机会。而对这一阶层思想矛盾的匆匆略过和悬置都造成了日后难以预料的后果。与这一状况形成对比的是一种坚定的民众“迷思”即民粹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代表是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他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