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知识谱系与学科体制中，文艺学属于“文学”①，美学属于“哲学”，二者从属于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艺学与美学获得这种彼此独立的地位都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在西方，文艺学与美学的分离是与19世纪以来“批评”概念自身的演化联系在一起②；而在中国，文艺学与美学的分离是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浪潮与启蒙主义思潮合力作用的产物，它以中国传统的“诗文评”脱离其“审美理论”母体而向具有现代知识学特征的“文学理论”转型为标志，并继而表现为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的诞生。 和文艺学与美学的现代分离处于同一逻辑进程的是中国文艺学与美学学科的诞生，但二者并不同处于一个问题域：后者归于学术史，而前者则把学术史本身当作一种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文本加以解读，通过分析文本自身的理论谱系与话语逻辑，揭示文本建构过程中被刻意遮蔽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使向来遭受禁蔽的文本本身的偏谬浮现出来，藉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这个角度看，单纯梳理从古代的“诗文评”到现代的文艺学(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只是完成了一般性的学术史清理工作③，尚不能获得批判性反思和建构的资源，因为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以“诗论(话、品)”、“文论(赋)”、“赋论(概)”、“曲论(概)”、“乐论(记)”等多样形态存在的中国古代“诗文评”(文艺学)，在现代性的学科建构及其命名过程中为什么要以舍弃自我审美特征的方式来完成现代性的转型?这种“舍弃”的动力机制何在?它对后世文艺学的发展产生了何种积极与消极影响?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批判性反思与清理，是解决今日文艺学发展症结、推进文艺学当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传统的“诗文评”是一种以对诗、文、词、赋等主要中国文学文体形态进行艺术赏鉴与文体批评的审美理论④，中国传统的“审美理论”是一种以对诗、文、书、画等不同艺术形态进行品鉴赏析与理性抽绎的艺术哲学。广义而言的“审美理论”包含了“诗文评”。然而，前者在近现代以来发展为“文艺学”，后者在近现代以来发展为“美学”，并进而走向彻底的分离，主要归因于近现代以来“救亡图存”的文化心理成为全社会的一致需求，归因于启蒙主义思潮下“民主”与“科学”观念成为知识阶层的普遍诉求，归因于“西学东渐”浪潮下中国传统“诗文评”与“审美理论”本身融入社会与文化现代性的演递进程。这三方面的合力作用，直接引发了传统“诗文评”与“审美理论”的现代分离。 如所周知，由欧美近代化所引发的全球现代性浪潮，携坚船利炮与文化淫威，将后发达国家陷入逼仄境地，连同民族性批判问题的焦点，被理所当然地汇入与西方现代性有关的身份认同框架，并进而隐喻为一种先进与落后的“善恶对立”寓言，以便与受到重视的各种现代性话语或主体性叙事相衔接。这些叙事针对长期以来支配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封建伦常理法等负面意义上的“国民性”“民族性”)进行解构与批判，掀起中国文化现代性叙事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晚清以降，对现代性的心理执着已经掩盖了所有新、旧文化斗争过程中所势必产生的矛盾与苦痛，影响所及，遍被器物、制度、知识各个领域。今人且将其溯及洋务运动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西化浪潮，其后即在因应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条件下，知识阶层力求辨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这一事关“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将中国读进世界历史的脉络，一方面揭发西方在器物方面令人发指的殖民欺凌，另一方面又从知识与制度层面挖掘令人欣羡的抵抗文本。最终所获致的，却无不是从洋务运动经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所共同分享的某种气质——一种以“他者”身份自况而必然引发的爱恨交加之现代性竞逐心态。今昔皆然，他们无不在临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与叙事策略，尽管后者并不完全代表其一定服膺于西方现代性的价值，但当自我所背负的愚昧、停滞、落后在遭遇西方的文明、发达、先进时屡屡败下阵来，又不断提醒国人的边缘与弱者身份事实。因而向西方学习，建立可以与西方比肩的现代器物、知识、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致需求。包括文艺学与美学在内的现代性知识话语，问题意识与叙事方式皆从西方而来。传统的“诗文评”与审美理论，包括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念，礼乐和融的审美文化理想，因其背负有守旧落后的恶名而成为时代性的革新对象；而那种能够体现现代性之观念先进、思想明晰的西方文艺学与美学知识，则成为被竞逐的对象。 正是时代与社会文化变革的吁求将文艺学与美学推上风口浪尖并被寄予了无限厚望：通过文艺学与美学所固有的特性来启蒙大众、开启民智，通过文艺学与美学的学科化、规范化来摆脱传统人文学术的浑整、散漫，建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知识谱系与学术规范，继而实现各自的学科建构与独立发展，成为当时文艺学与美学建设的时代性课题。反过来讲，文艺学与美学学科独立所需的文艺自律性与美的哲学观念，也直接服从并服务于中国民族国家早期的现代性建构，后者为以“诗文评”与多样“审美理论”形态存在的中国传统文艺学与美学走出混沌状态而实现彼此独立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文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