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1-0078-007 一、性质界定：文艺社会学、文艺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交叉域 在论及文艺本质问题时，美国当代文艺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其代表作《镜与灯》中提出了著名的“四要素说”，即认为文学（文艺）活动是由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共同构成的。这一观点概括了文艺活动构成的主体、客体、施者、受众，因而得到东西方文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同。一些学者，如刘若愚、叶维廉等还基此进一步缕析完整的文艺活动所可能涵盖的其他质素，如沉淀于历史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等等。上述论断的意义，不啻是全面概括了文艺活动的诸种要素，而且还在于，强调了作者、世界、读者等文艺外部因素之于完整文艺活动的重要性，这与“新批评”理论家一味倡扬的内部研究论调显然大异旨趣。 艾氏关于文学过程“四要素”的观点，是作为其论述浪漫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理论前提而指出来的，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他提出文艺创作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却是中西文艺理论史上一个渊源流长而又十分重要的命题。中西方关于这一命题的阐释，构成了文艺社会学的丰富内涵。一般而言，对文艺同社会的关系，文艺社会学主要从两个方面着眼考察：一是“追溯社会、经济以及时代变化的文化模式是如何影响着各个时代的艺术的；反过来艺术作为某个时代和社会的化石，又是如何把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文明模式映照出来的”；二是“探索社会是如何被艺术影响的，或者说，艺术对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个成员所起的作用是什么”。[1](P33)概言之，一是社会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二是文艺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这样互动的两个方面，在中西方自孔子、柏拉图以来的文艺论作中均有体现。孔子说：“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又提出著名的“兴观群怨”说，成为后世“经世济用”儒家诗学的逻辑起点。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成为西方两千多年来众多艺术理论派别所尊奉的圭皋。历史演移和时代变迁，不但没有遏止文艺与社会关系命题的流向，反而以各种观念丰富其理论内涵。此中最大的一次逆转似乎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兴起试图割裂文艺与其外部社会（作者、世界、读者）的直接联系，但六七十年代以来随接受美学、阐释学一并复兴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批评似乎又在宣布文艺社会学研究不可动摇的合理意义。 在既往的文艺社会学构成中，社会时尚、风俗与文艺关系的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镇，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成为文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不同于文艺与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心理学等意识形态范畴或学科领域关系的考察，风俗时尚对文艺创作影响的研究一直被置于一种多元交叉研究的状态中。比如，谈及地理环境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即要介入自然美学、文化地理学；论到民俗风情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就涉及到民俗文化学、民俗文艺学；当对社会时尚和文艺描写中的风情民俗进行对比时，又必须开展艺术创造心理学、比较文艺学的研究；而在论述文艺创作对社会时尚的反作用时，接受美学、文艺价值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又要发挥效用。总之，有关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影响的探讨，是一个多角度展开、涉及诸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这一交叉研究现象，一方面显在地说明社会时尚影响文艺的复杂性、多向性，另一方面又隐性地暗示出展开这一研究的多种可能。当然，就其整体属性而言，无疑还在文艺社会学、文艺文化学相交叉的范围之内。 二、历史描述：社会时尚影响文艺创作的简要回顾 如前所言，关于社会时尚与文艺创作互动关系的论述，见诸中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典籍中。在中国，由于儒家“礼乐教化”诗学的影响和框囿，这一命题的探讨与其说停留在艺术自身的天地内，毋宁讲更多地落实为经世济用的践行中，即强调由文艺作品观民治得失，使其发挥辅政、聚民、安国、兴邦的大任，这样，纵使焚书坑儒不断，“文字狱”接连发生，文艺仍旧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注：曹丕：《典论·论文》。）。这一思维显然承袭于《礼记》所阐明的“礼乐型艺术论”及孔子论及文艺功用的“兴观群怨”的语录。事实上，孟子由此衍生出的“知人论世”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作家身世、时代因素在理解作品中的作用。当然，中国历代强调的是文艺的实用功利，尤其是它的伦理价值，因此班固一方面指出文学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能“观风俗，知薄厚”（注：班固：《汉书·艺文志》。）；白居易则大力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作品应“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2](卷一，P1)，从中我们不难听到儒家先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抒发的回音。实用的文学价值观与批评方法论从古代一直沿袭迄今，近代梁启超的小说群治观、现代毛泽东的政治标准论，都是这一论调在晚近的自然延续，只不过添加了更新的社会内容和政治目的。 不同于中国的是，文艺社会学在西方既有较为明晰的发展脉络，也有相对稳定的学科范定。而有关社会时尚对文艺创作影响的论说，被作为这一学科的重要一域，受到众多学者的注意。考察那些相对成熟的观念我们发现：西方美学家自18世纪起就已密切关注文艺创作和审美趣味所受地理气候、民俗风情、时尚潮流、历史事件等因素的影响。孟德斯鸠和斯达尔夫人都曾较为系统地论述过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活包括文艺创作的影响。作为一个反宗教神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孟德斯鸠更多地谈到地理因素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决定作用。他从启蒙思想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纬度的高低、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孟德斯鸠的这一“地理说”直接影响了斯达尔夫人的“社会制度说”。1800年，斯达尔夫人在其《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中指出，判断一部作品，必须考虑到作品产生的社会、政治、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环境，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在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她由此比较了北欧文学与南欧文学的不同之处及其自然环境和宗教方面的成因。在10年后的《论德国》一书中，斯达尔夫人进一步考察了德国文学的社会民族特性，认为文学决非天才作家的个人创造物，而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体现着具体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人们对一部作品的不同评价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差异，因此“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存在着不同的美学和诗学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