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命名”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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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伟军 广州市南方日报要闻部 邮编:510000

原文出处:
文艺争鸣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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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历史行程往往有一条可以辨认的轨迹,体现为某种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从时间上看,就带有一定的阶段性演进的特点。但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凡属线性描述都容易撞入一个误区,即新的取代旧的,后者消灭前者。其实,完整的历史应该是一个圆形的空间,各种话语——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共同享有这一空间。纵观“文革”后文学,各种新的文学浪潮不断地对旧的创作成规提出了挑战,但旧的创作成规仍然在或隐或显地起着自己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比如现实主义,自1985年文坛出现了第一篇被称为“真正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之后,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似乎一下失去了昔日的光荣,受到人们的冷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自此消声匿迹了。因为一种创作方式、创作成规一旦基本定型之后,它的合理成分都已经被内化为文学本体价值的一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将以特定的文学观念、人生态度和审美倾向介入作家的头脑,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因此,不难理解,90年代中国文坛仍然有呼唤现实主义的声音。这里,我们拟以90年代的“现实主义重构论”(注:1995年10月,《时代文学》和《作家报》联合提出“现实主义重构论”,意味着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命名。用李广鼐的话来说,“今天我们倡导重构现实主义决不是原来意义的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几种文学主张的简单归一,而是一种整合和扬弃,一种前进和超越。”(李广鼐:《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现实主义重构论之缘起》,《时代文学》1995年第5期,第35 页)重构现实主义的目的,意在“重新构建一种同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特别是我们的文学现状相适应的现实主义理论,以拓宽文学发展之路。”(出处同上)现实主义重构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现实精神(或“现实主义精神”)、现代理性精神和现实叙述话语。其理论发言人主要是李广鼐、王光东和孔范今等。)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注:1996年1 月号的《人民文学》与《上海文学》同期推出两部中篇小说:《大厂》(谈歌)、《分享艰难》(刘醒龙)。与这两部作品相类似,显示出一种共同的把握生活的方式和创作取向的小说还有:《乡村豪门》(许建斌)、《天缺一角》(李贯通)、《大雪无乡》《破产》(关仁山)、《年前年后》(何申)、《黄坡秋景》(张继)等等。评论家张颐武认为,这些作品代表了一股新的文学潮头,可以称之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或者“社群文学”(参见张颐武发表于《文论报《1996年5月15日及《光明日报》1996年7月18日的文章)。评论家雷达认为,这些作品出现的时间相近,揭示的矛盾和思索的问题竟也像事先预约好了一样的相似,它们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阵势,可以称为一股现实主义的冲击波(参见《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 )两个批评话题为例,围绕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探讨重提现实主义的洞见与盲视,力图为批评的话语更新以及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提供一种参照。

      必须承认,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模式类型,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现实主义必然历史地呈现不同的面貌。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现实主义。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已非一种形态。比如,侧重表现市民百姓原生态生活的“新写实小说”;展现现代都市景观、表现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生困境的新都市、新市民小说;追踪现实生活,表现作家亲历性的新感受、新体验的“新体验小说”等等,都可以说是脱胎于现实主义,但又与经典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分野,亦不同于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现实主义类型。或者说,现实主义告别了80年代初期的对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叙事之后,进入了紧张的探索期,具备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选择怎样一种现实主义才更有利于文学对“现实”说话,更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90年代重提现实主义是有意义的。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常用术语,有其核心范畴、代码和质的规定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范畴,即是“客观”、“真实”。客观、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经典现实主义的第一要义,也是90年代现实主义论者的逻辑起点。李广鼐提出,重构现实主义首先是“不放弃现实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即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注:李广鼐:《拓宽现实主义文学之路——现实主义重构论之缘起》,载《时代文学》1995年第5期,第35页,第36页。)。 现实主义崇尚“现实”,“现实”必须得到真实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达赞赏“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以较前更全面、更冷静、也更求实的眼光,以不回避的正视姿态,来看待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和某些现实问题的尖锐性,没有削平、淡化或回避生活中新出现的重大矛盾,也没有简化现实关系的新的错综状态,从而把文学的真实领域发掘到一个新的层面,扩充到一种新的广度”(注:雷达:《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载《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

      无疑,“写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一面旗帜。现实主义作家以其文学实践介入社会历史变动,客观地呈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的历史风貌。“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反映社会矛盾”,“描写了站起来的小人物”,“相当真实地表现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的追求、希望、痛苦、困惑、挣扎和反抗”。(注:熊元义:《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征》,载《文艺报》1997年6月24日,第2版。)以至现实主义论者确信:“新时期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形成浪潮,主要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和最近一段时期这样两次。借用一度流行的话语,也不妨说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两度崛起。”(注:敖忠:《现实主义与文艺反映论》,载《文艺报》1997年8月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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