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艺学领域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讨论，已经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问题域或话语场。这一讨论，虽然已经持续有年，但是随着讨论范围的逐步拓展和逐步整合，所涵盖问题的一一呈现和深化，实际上已经从知识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最为深刻、最为隐秘的一些问题丛，极大地带动了学界同行们的话语热情，以致参与者甚众，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推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在2009年内，用一年的时间，专门辟出“关于文艺学的建构论与本质论的讨论”专栏，集中地刊发了大量论争性文章，从而使得这一讨论又得到了纵深的发展，在文论界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应该说，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是20世纪全球哲学文化所面临的一对共同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话题开始引入中国，先是普及性的翻译介绍和评价，继之又与中国的问题相结合而展开讨论，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又力求实现问题意识和观念立场的中国化，于是在国内文论界激起了强烈震荡，最终引发了迁延至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反本质主义主要是指那种认为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质疑文学本质研究的可能性和价值，主张要破除本质主义谬见，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扩容文艺学的边界，走文论批评化道路的文论思潮。而本质主义则是指那种强调基础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质疑或不认同文艺学扩容、越界，不赞成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文艺学转向文化研究的理论倾向。 一 当下中国的反本质主义文论滥觞于新世纪初，这个历史过程大约发轫于2001年前后，主要以《论文学理论的命名——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之一》和《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两篇文章为标志，前者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中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先声，后者则具有理论宣言的意味。以此为开端，随着更多论者的加盟，文论界质疑本质主义的声音愈来愈亮。概言之，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有以下特征： 首先，提出对文艺学研究中的本质研究进行悬置，认为传统文论纠缠于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虚构”问题，以致将文论研究推入目前的尴尬境地，文论要发展，就必须调整姿态，悬置本质，积极介入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文学现实，这样才能摆脱目前文艺学研究的尴尬处境。《“本质的悬置”：文学理论学科性之反思》一文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把过多精力放在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问题的研讨上，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越来越失去其学术价值，同时也使“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处于僵化与滞后的尴尬境地”。文章认为，“如果把‘规律’、‘原则’等问题抬到不适当的高度，就会出现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理客观性不相称的、不讲道理的伦理性评判，‘文学’和‘文学理论’也便成为一个‘虚构的神话’”，而在此意义上的所谓“规律”、“原则”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虚构的权力话语”。文章指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本质悬置”，“只有暂时把本质‘悬置’起来，文学理论才有可能与当下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进行有效的对话，才有可能走出‘失语’的困境”，并呈现“勃勃的生机”。①《关于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思考》一文不仅从教材建设的角度对本质主义文论进行了批判，而且呼吁我们应当在文艺学中引入后现代思想。文章解释道：“这里说的后现代是一种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思想状态”，它反对“简约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念”，提倡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这样，“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②《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一文则认为，本质主义者处理问题较为简单，而且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推导出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以一种美学信徒的姿态守护文学”。文章指出，非本质主义似乎比本质主义更为“科学”。③针对此前《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发表的《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所表现出的对反本质主义的激烈批判，《再谈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兼与盖生先生商榷》一文，对之进行了反批评。文章指出，传统文艺学往往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取消文学丰富含义的做法是对文学的简单理解。文章提出，在当前的文论研究中要反对本质主义，强化“家族”意识，反对用一个“家长式”的定义取消该家族其他成员的存在。④与以上论者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的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文艺学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质疑和解构，除已发表的系列文章外，在上文中，作者又重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在中国文艺学中顽强地延续，具体体现在许多学者依然认定文学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而且，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审美与文学现象以前就已经先验地设定，致使这些学者否认审美与文艺活动的特点、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的，其结果就是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使其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进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作者认为，这事实上是美学、文艺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作茧自缚”。⑤《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一文还把传统文论命名为“元理论”，并指出，在这种元理论中，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永远大于个别作品的意义，一切都必须统一在一种纲领麾下，这就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个别性、异质性、特殊性、多样性。文章认为，中国文论一直被这种本质主义思维定势所迷惑，认为这样就最接近真理、最能穷尽文学的意义。对此，文章指出，如果我们还在致力于建构这种元理论体系、建构一个大一统的纲领性文件的话，那只能是“乌托邦”。文学理论这门学科要想存在下去，应该朝具体的批评发展，抛弃本质性诉求，以开放势态去迎接当代学术和文化的挑战，这样，它才可以大有作为。⑥上世纪末，中国文论“失语”的提法曾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其间有学者提出过“汉语批评”的口号，并希望借此来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2006年，《长江学术》第3期发表《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重新讨论这个口号。在这次讨论中，曾经提出“汉语批评”的张荣翼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理论的批评化与批评的理论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作为批评范畴，汉语批评并非不要理论、不诉求理论，而是说它是未进行或未完成的”。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一观点，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汉语批评就是中国式的文学研究，所以我们不要一般地谈什么批评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汉民族、汉文化、汉语言是历史的、开放的、经验层面的，不能给它规定一个本质。”⑦而《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一文，甚至把以往关于文学本质的论析，称作“一种简单的思维”，文章认为，特殊化、流动化的文学现象往往是普遍化、确定化的文论规律和原则所无法解释的，许多以“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文论普遍规律和原则，已无法面对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因此，作者认为，应该用复杂性思维来置换这种本质主义的“简单的思维”，使我们的文论走出封闭、僵化、独断的困境，融入鲜活、生动的文学实际。⑧除以上文章外，《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等文也从各自特定的问题意识和提问的角度，对所谓本质主义文论提出了质疑。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