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面对着蜂拥而至、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流派，中国文学界似情有独钟，在整体上着重接纳了写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因篇幅关系，暂不区别二者——笔者）。并在30年代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衔接、贯通，逐渐演化、发展成中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甚至一度牢笼众端的现实主义。那么，当时接纳写实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对这一课题的解答，须回到五四精神的要质——科学与民主上去。只有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楔入，才能达到对先驱者们的选择、推崇写实主义的更深层理解。 19世纪末，严复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指出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诚，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学术上求“诚”——科学之真，政治上求“公”——民主化。至1915年始，陈独秀等不遗余力地在《新青年》等杂志上鼓吹科学与民主这两位赛先生和德先生，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形成主要的声音：以科学为基点进行文化改革，以民主为基点进行政治改革。科学已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并由方法论的操作上升到价值论信仰的终极。他们认为欲拯救中国，欲解决中国一系列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只能依靠科学，只能通过科学。由此亦形成了科学主义思潮。 如果说梁启超写于1905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关于“写实派小说”的提出，是中国文学界最早论及文学的写实主义的话；那么，最早从科学主义视点论析文学的写实主义的也是梁启超。1918年，从欧洲视察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其“文学的反射”一节，介绍了欧洲的文学流派。在分析“自然派（即写实派）”勃兴的原因时，谈了四点：一是破除旧套，发展个性的时代精神趋向通俗求真；二是物质文明骤进，促使眼前事的实写；二是唯物人生观的导向，使文学趋于实际；四是科学万能的时代，文学也成了科学的文学。其中，第四点论析得最为详细，几乎占了该节的一半篇幅。梁启超写道：“科学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写实主义的特质，即其信条——求真，真即是美。缘何如此呢？因为这是一个科学万能的时代，科学研究方法已运用于自然、社会的所有学科。梁启超论述道：写实派文学家把社会当作理科实验室，当成医疗解剖室，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但梁启超同时也指出：由于写实主义极度求真，“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也就是存在着茅盾后来所批评的“丰肉弱灵”的重大缺陷。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批评中还有这么一句话：“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笔者万分没有想到，20世纪末中国文论界所发明的关于“新写实小说”所谓“零度写作”的术语居然在20世纪初已经诞生了。震惊于历史的神秘性，笔者录此为据。 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曾为茅盾在1921年下半年“突然坚定地转向了现实主义”感到不可理解，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件尚未有人提及的史实。是年，胡适应高梦旦之邀，离京赴沪为商务编译所企划事务，当时茅盾、郑振铎正任该所编译。1921年7月22 日《胡适的日记》记述：“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茅盾当时的反应如何，胡适未记。但当年12月，茅盾在《小说月报》上即编发了《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并写了《附志》。同期，茅盾还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提出：为纠正国人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观察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再说一句现成话，现代文艺都不免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这句“现成话”，是否就是上述胡适所说的那句话，现在当无法考定，但其间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存在的吧。 第二年，茅盾写了一系列介绍、评述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论文，甚至展开了一场关于自然主义的论战。其文章多沿续梁启超之见，仍以科学主义为其内在论析脉理。如，1922年4月， 在《语体文欧化问题和文学主义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茅盾写道：“可惜时代太晚了些，科学方法已是我们的新金科玉律。浪漫主义文学里的别的原素，绝对不适宜于今日，只好让自然主义先来了。”时代的氛围，科学的涵盖，决定了自然主义的独尊的地位。茅盾对自然主义的论述更集中在1922年7 月所写的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他指出要排除当时中国小说不重描写、不知客观观察、游戏消遣态度这三大错误，必须提倡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如果说，在此时茅盾的心目中，科学已上升为一种价值信仰，应该也不至于过分吧。 现在，本文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这种写实主义缘何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接轨？笔者以为， 仍可从科学主义视点寻得答案。 192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波及面甚广的“科玄论战”，论战的结果是科学战胜“玄学”。但作为胜利者的科学派一方，意见并不统一。陈独秀认为胡适、丁文江等科学派对张君劢等玄学派的批评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因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适之除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因此，陈独秀明确地指出：胡适是“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同是科学派的陈独秀与胡适的区别要点在于：是否“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而按论战参加者邓中复的解释：唯物史观派“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把物质变动更明确地归结到经济变动，这实质上便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制约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的转述。可以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日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并成为“赛先生”的代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界。这种影响在郁达夫的文论中尤为明显，不妨以他作为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