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问题

作 者:
彭放 

作者简介:
彭放(1937-),男,四川南充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原文出处:
《学术交流》

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从既往的历史积淀中反求诸己。过去我们没有把全世界读者看作是“服务对象”。对外国平民百姓来说,并不都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而拒斥中国文学,主要还在于我们的作品所描写的内容和题材,是否具有更广泛的全人类性,是否能让他们通过观赏文艺达到一种相互了解和心灵沟通。当前文学失序的状态和创作群体的多极化、多元化,是这种大视野的“全民文艺”观的明证。也是文学大获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可以简化为一种法律,如作家所写的题材和内容不违法,艺术性就上升到衡量该作品标准的第一位了。我们要求文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当这种最高标准难以达到时,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常常代替艺术创造的艰苦努力。今天有些作品“思想大于形象”,主题设置模式化、概念化,迷信“题材决定”论,重思想型写作而轻艺术型写作,都可能与受“政治标准第一”的曲解和误导有关。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1)01-0110-06

      文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文学”,为全人类所共享,这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明确地讲过了。我们中国只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才遗憾地发现,当代世界文学顶尖级的诺贝尔文学奖,将12亿人口的中国排除在外。于是一批有血性的富于民族自豪感的作家和评论家,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同世界接轨。并且,决心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间,向诺贝尔文学奖进军,实现零的突破。可是,1999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被德国作家格拉斯摘走,2000年本世纪最后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他是入了法国籍的华裔作家,不属于中国人。而今,远比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更重要的文艺全球化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又该如何面对呢?

      从历史的积淀中反求诸己

      关于高行健如何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问题,在全球华人世界引起了一场冲击波,但在事实上这场冲击波也警醒着中国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怎么了?议论蜂起,各说各是,怨天尤人。不管怎样,毕竟有了一位用汉字写作的华人作家获此殊荣了。高行健也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内著有探索性话剧《车站》、《绝对信号》和《野人》等。此次他因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获奖,这两部作品的中文版,国内没有发行,我们也没有读过,没有读过人家作品,而又要去说三道四,那就是文人的不自重和轻浮了。

      对照格拉斯,他上次获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写成于40年前的1958年。那时,正是中国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的作家正在大放文艺卫星,实行文艺大跃进,可德国作家格拉斯头脑没有发烧,他把“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带给全世界人们的灾难,引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铁皮鼓》的故事荒诞不经,但它处处勾起德国人民对自己在希特勒那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回忆。故事以1933年希特勒的势力在但泽地区发展为背景,写了一个患呆小症的男孩奥斯卡,他随身携带一个铁皮鼓,他的噪音足以震碎玻璃,他永远也长不大,但他能看清纳粹的可怕。他也经常参加一些纳粹组织的活动,目睹了四领的小市民,如何依附于纳粹的势力去打抢犹太人的住宅和商店。他说:“整个轻信的民族都以为应当有信仰,相信圣诞老人,但圣诞老人却是个收煤气费的。”这就是奥斯卡评价德国人民当初对希特勒的狂热和崇拜。这样,作家没有在“灾难”之后,把罪责都推给希特勒一人,而是把个人摆进来,对德国民族的精神痼疾,对自己的良知包括对作家自我的拷问。所以,1999年瑞典皇家学院在颁奖词中赞扬格拉斯“以欢快的黑色寓言手法,描绘出令人难忘的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作家,如何去发掘和运用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精神资源呢?扪心自问,“五八年”那场砸锅炼铁,小麦亩产数万斤的浮夸风、造假风,致使千万人饿死还说形势大好的大跃进,是怎么煽动起来的?像“文化大革命”掀起的那种造神运动,许多人发疯般的狂热,全民皆斗,扫“四旧”、关“牛棚”,历史颠倒,良知泯灭,许多人不也是在维护自己所信奉和尊崇的某种神圣的理想吗?涉及“大跃进”,“反右”和“文革”题材的写作,至今据说还存在许多不好处理的敏感问题。中国的战后文学,似乎还停留在《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的平面上。几年前好容易弄出一部电影《南京大屠杀》被人喝了倒彩。中国人遭受战争的悲剧,胜过于西欧许多国家,但悲剧在中国实在难产。写战争文学缺乏悲剧,写“反思”文学缺乏忏悔意识。没有勇气否定自己,不敢坦诚自己的过失,有时,为了应对某种政治高压,各种“思想汇报”的假象,又成为“蒙混过关”的形式,如此等等。涉及国民性精神的痼疾,我们的文学作品缺席,作家也似乎还没有进入这一层次的思考。

      我们的当代文学缺乏什么?作家贾平凹说:“可惜的是,因战乱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政治化规范的种种限制,中国人的生存窘迫所造成的特殊语境,使文学未能确立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被各种利益集团利用,为其作非文学的宣传和服务,严重的缺乏文学精神”[1]。长期以来中国作家的创造性思维陷入敌与我、好与坏、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对立的模式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革命文学到工农兵文艺方向,“中国新文学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为中国所特有的、稳定的,也是相当固化的、高度‘统一’的文学形态”[2],这种从属于革命和政治的统一文学,根本无法进入世界性文学批评的视野。今天,“重写文学史”,当谈到“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文学成就时,总是理不直、气不壮,深感所能传世的佳作不多,能拿得出去供世界读者欣赏的作品又实在太少。

      警惕“全球化”的陷阱

      “全球化”对中国文学来说,简直是一把双刃剑。随着科技和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思想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以及信息的传播、文化工业的产品市场,学术领域的话语权力等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竞争,将对中国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也是双重的。

      1.文艺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实现了第三次革命。从文化史上考察,第一次革命是纸的发明,第二次革命是印刷术的诞生,第三次革命是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它使全世界各民族的文艺产品的载体和交流都变得十分容易,而且这种超越时空的信息传播方式无孔不入,想拒斥它也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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