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纷纭复杂的批评理论流派中间，典型论在学术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与往日的辉煌相比，典型论像是一个过气的明星，门前冷落且鞍马疏稀。但典型论兴衰的理论落差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探索。这与伊格尔顿对悲剧观念的看法相似。他认为悲剧在当今是个过时的课题，但“这正是讨论它的一个很好的理由”。①典型论亦复如是。 典型论曾经在我国文艺界影响巨大。从1940年代前后形成雏形开始，到1950至1960年代，典型论都是我国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1980至1990年代，典型论的核心地位已被朱光潜和李泽厚的主体论所动摇，但它仍然以不同的变体出现，如当时曾热烈讨论过的“典型情感说”、②陆学明关于典型的神话原型阐释③和王一川的“卡里斯马典型”。④近20年来，典型论基本被学界所遗忘，只有在一些学术史的著作中可以见到对它的理论局限性的零星分析和批判。⑤然而典型论为何在当时具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它今天的缺席和它当年在文学批评中的过度应用是否具有某种历史意义?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随着我们对东西方关系的理解不断深入，对过去文艺界的一些批评概念重新进行梳理也就具备了可行性。特别是在我们与历史拉开一定距离之后，一些被尘封的思想观念也开始显示出它另一面的涵义。 一、典型论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 根据朱光潜的考察，典型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模子”一词，而亚里士多德关于普遍性的类型说是对它最早的表述。⑥陆学明则认为是“柏拉图最早地把‘典型’用之于艺术”，指“完美的、普遍恒定的、理想的、非现实的艺术形象”。⑦自古代到18世纪，哲学家和文学家不断涉及典型问题，让我们看到关于典型或类型的丰富思想：从贺拉斯到鲍姆嘉通到歌德，⑧从朗加纳斯到莱辛到维柯，⑨都有所论述。但真正奠定典型论哲学基础的是黑格尔。典型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他的辩证法的一部分。黑格尔美学中的“理念的感性显现”观念⑩应用到文艺批评就是典型论。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1)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12)(或“熟识的陌生人”(13))、卢卡奇对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典型分析，(14)都是黑格尔理论的变体或应用。前苏联理论家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典型也有论述。(15)1940年代，蔡仪在《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两部书中对典型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1981年的《自述》中写道，他于1933年看到日译的恩格斯谈论文艺的文献，“其中提倡现实主义与典型的理论原则，使我在文艺理论的迷离摸索中看到一线光明”。(16)此外蔡仪在《新美学》中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17)的论述，并提出“美的规律即典型的规律”的观点。(18)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成为他构建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石。 到了1950年代，典型论在中国文艺界已经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1950年中期关于典型问题的大讨论，更是使这一学说在理论形态上不断深入与完善。当时比较有社会影响的有张光年的“典型即本质”说、巴人的“典型即代表性”说、王愚的“典型即个性”说，以及谷熊的“典型即阶级性”说。关于这些理论，孟繁华已有很好的概括与评价，在此不作赘述。(19) 本文的重点不是对典型论本身进行纯粹理论辨析。早在1980年代，朱光潜所倡导的立普斯的“审美的移情说”(20)与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21)等主体表现理论取代典型论时，文艺界对典型论的理论缺陷就有了充分认识。人们对典型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机械化、片面化倾向进行了清算。的确，典型论在建国的前30年，尤其是“文革”十年间，被当时社会出于政治目的而加以片面化的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但本文不局限于批评概念的理论传承和逻辑正误。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理论概念和批评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社会实践的象征性表达。把文学思想和理论概念看作是一种社会生活的修辞或转喻，或看作是精神分析所描述的症候，更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22)这个道理从存在主义流行之后就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我们不能脱离我们的生存条件去认识这个世界，也不能超越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不应该孤立地将典型论看作是当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理论产物。如果我们借用一些学者关于“另类现代性”的论述，(23)我们也可以说，典型论在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表现形式，使我们在追求科学、进步、合理化和效益等西方概念的同时，也具有了一种相对独立性。典型论在当时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完成了这种非西方主体性从理论向文学批评实践的转换，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有力手段之一。因此，现在重新探讨中国的典型论及其独特性之所在，可以使我们理解我们今天融入世界却丧失自我、言论自由却罹患“失语症”(24)的某些原因。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失去文化话语权，应该说有某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 典型论的核心内容是它关于共性的阐述。如上所述，典型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所谓个性就是指艺术形象的具体性、丰富性、独特性，涉及的是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但典型论中关于共性的表述是它的精华之所在。这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政治内容和社会实践意义。但这个“共性”原则到底是什么，说法很多：对黑格尔来说是“普遍性的理念”，(25)对别林斯基来说是时代的“精神”，(26)对恩格斯来说是作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性”，(27)对卢卡奇来说是“某种历史过渡时期的总体性”，(28)对列宁来说是“党的文学的原则”，(29)对毛泽东来说是“阶级性”和所谓“人民大众的人性”。(30)我国的典型理论，主要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的影响，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