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一体化在今天既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支配全球生活的无所不能的现实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会受到这种力量的宰制和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论是先前的“入关”，现在的“入世”，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等，这些专用名词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被频繁使用。语词的普遍流行已不仅是一种象征，在现实生活中，它将以观念的方式显示其巨大的力量。于是我们发现，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作家的分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已经成为事实。资本的神话不仅使一些体制内的作家面对主战场因无所作为而归于平寂，同时也造就了像余秋雨、王朔这样的“传媒英雄”，资本神话的时代按照它的需要，毫无掩饰地抛弃了不具有市场价值的人并举荐炫耀新的奇迹。真正的文学写作在这个时代已几近奢侈，但就在不得要领的纷纷议论和人心不古的世俗慨叹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一个新的写作群体——被我命名为“无产者写作”的群体，潜伏已久之后突然浮出水面，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资本神话的时代，“无产者”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概念，仿佛它仍然是一个“打土豪、分田地”，杀人造反夺取政权的阶级群体。事实上，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不仅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作为一个阶级，其战斗性也为资本的统治所逐渐覆盖。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一个阶级的存在及其意义，已远不如一个金融寡头或高科技超人更重要。因此，当文学家夸大其词地慨叹“边缘化”的时候，真正处于边缘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被作为问题。但“无产者”毕竟是存在的，这里的“无产者”不仅指他们的现实身份、他们的资产状况，更重要的是指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作为分散的单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遗产的某种继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人群、立场以及情感与无产阶级文化所建立起的历史联系等等。 无产阶级文学终结之后及其命运 无产阶级文学，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这一文学不仅是以各种形式书写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生存苦难，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反抗的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并获得了底层人广泛的认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巴黎运输工人欧仁·鲍狄埃和里尔的产业工人皮埃尔·狄盖特合作完成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空话。”（注：欧仁·鲍狄埃：《国际歌》，见让·马蕾、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国际歌》揭示了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事实，并以巨大的号召力推动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充满激情地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注：列宁：《欧仁·鲍狄埃》。）《国际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著名的范本，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本质——无论它的作者具有怎样的出身和知识背景，他必须为穷人、为无产者说话，并且为无产阶级最后夺取政权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无产阶级文学在践履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它的创作者的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为人民、为无产者代言，为他们的翻身解放而创作。 要为无产者写作，不仅要有底层人的情感，同时还要有底层人的生活经验。列宁的“走出彼得堡”的劝告和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作家取得底层生活经验和情感的可靠途径。在这样的文艺路线的指导下，那些来自底层的作家具有了其它出身背景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高尔基和中国的赵树理是这一文学无可替代的楷模。他们创作的充满了苦难的文学，极大地激起了底层人的复仇欲望，特别是歌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的文学，更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这对于要求翻身解放的底层人来说，不仅在阅读中获得了复仇的快感，而且也培育了他们对暴力的欣赏/接受趣味和倾向，因为暴力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它不仅不会受到指责而且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主要表征。 到了20世纪末期，无产阶级文学衰落了，这自然与国际共运的命运相关，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这一文学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要求有关。于是，在无产阶级文学不断衰落的同时，西方的文学潮流开始在东方兴起，这正如卢卡奇在分析西方哲学思潮在东方重被重视时所说的那样：“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转向西方哲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很像一个遭到自己丈夫欺骗的女人倒入任何人的怀抱，道理完全一样。”但他同时又说：“从心理上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到西方去为他们的改革寻求支持，但是从客观上说，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它的真正方法上来。”（注：《卢卡奇自传》42页、27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如果说卢卡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上述分析与他的思想信念相关的话，那么俄国的宗教唯心主义者弗兰克也指出了欧洲文化之信仰在俄罗斯的衰落过程：“当我们这些物质和精神都一贫如洗，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切的俄国人求教于欧洲思想的导师之时，我们都惊奇地发现，我们没有谁可求教也没有什么可求教，甚至当我们自己总结我们不幸的痛苦经验、吞下我们自己的苦果之后，我们也许能教给人类某些有益的东西。”（注：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101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思想无非是告知人们，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要远比求教于西方导师更为重要。 但是，就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来说，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新潮的文本中奔涌，而无产阶级文学终结之后，那里是否还有值得我们继承的遗产，几乎无人提及。或者说，无产阶级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等同于“极左”文化或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文化。这一认同的背后潜隐着新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维护，它既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同时又表达了时髦的拒绝姿态。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经过市场包装之后，又在另一个意义上被空前利用。在文化市场上，“红色经典”又以奇观的方式被全面展览，它被利用者赚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的同时，又被装扮得怪里怪气，但它同样具有合法性。因此完全可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在它的晚期所遭致的悲惨命运，与两种市侩或投机分子对它的“妖魔化”是有关的。这是在清理无产阶级文化“问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之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在于它“政治上正确”背后所隐藏的致命的庸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