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在中国文艺论域，一个看似平常而又含义十分空泛的词：“人文精神”，陡然间热度升高，成为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热议的中心。围绕该词的讨论组织起不同的理论话语和文化姿态，“人文精神”成了各种不同文化立场角力的空间和舞台。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还超出纯学术论域，呈现为文化思潮。本文试图从思潮论角度展示“人文精神”论争的语境、机制和意义，以期获得关于此次论争的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论争的语境：市场经济、文艺俗化、大众审美文化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记忆中，80年代是一个充满启蒙激情和精英理想的时代，文学艺术虽然常常引起观念冲突，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和由“惯习”① 所赋予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却使它仍然处在传统的中心位置上。然而，到90年代中前期，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中心位置和精英立场的销蚀带来的压力了。由此引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开展，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规模和深度，展现于世界面前，令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惊呼“历史强行进入”，其实，80年代知识精英启蒙的现代化诉求与此“历史”的“进入”有着密切的历史因缘。 在90年代中前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其精神影响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思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些前提包括：其一，经济中心地位凸显和实用主义功利意识的增强，使文艺从原来的显要位置退出，似乎被“边缘化”了。其二，市场经济法则和市场经济意识渗入到整个文艺系统中，文艺生产受到利益与“利润”动机的有力支配，文艺创作的晕轮效应逐渐消解。其三，文艺家的创作日益受到阅读需要的影响，适应或迎合社会心理多层次需要的作品广泛存在。审美与感性欲望的界限正在被抹平，大众审美文化迅速崛起。 在某些学者的论述中，所谓大众文化是指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相并称的一种新兴文化形式。我国90年代的大众审美文化具有这样一些突出特征： 其一，鲜明的消遣性和娱乐性。在主流和精英文化中，消遣与娱乐往往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它的重要性完全依赖于文化的其他目的和功能。主流文化由于内在具有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而总是负载着意识形态内容，它的娱乐消遣功能是为传达这种内容服务的；精英文化往往具有先锋性和精神贵族化的特点，它的消遣娱乐性本身也是非大众化的、从属于精英文化的某种崇高理念的。与此相反，大众文化则削平了深度感和中心意识，把消遣性娱乐性宣布为自己的目的。 其二，大众文化具有即时消费性的特征。传统的高雅的艺术往往追求艺术的永恒性，经受了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作品被称为杰出作品，那些转瞬即逝之作总是被讥评为缺乏艺术生命力的败笔。但是对于90年代以来的大众审美文化来说，评价作品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关键要看它是否具有即时消费性，具有这种即时消费性也就意味着它符合大众的口味，产生了“卖点”。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为大众所接受。90年代以来，不少大红大紫的文化产品大都具有即时消费性的特点，这些作品不去追求永恒的品位和深度主题，而是细心揣摩大众的心理，调制受众的胃口，煽动官能的欲望，迅速而有效地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 其三，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亲密无间。大众传媒的“大众性”使它不仅成为大众文化的一般载体，而且它现实地为大众制定文化策略，使得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成为重要的文化存在。学术界对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估价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有的学者对当前的大众文化和世俗化进程持赞成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具有“解神圣化”的作用，有助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有的学者则认为，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令人担忧，他们担心“经过大众化生产和标准化生产后，艺术是否会失去先锋的风格？……艺术家每创作一件作品，都是从一种独特的角度和视野对世界和自我作出的独特发现，经由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后的艺术能否保留这种独特的视野？”② 此外，有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持比较彻底的批判态度。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浪潮，90年代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对人文精神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固有的人文传统以及从80年代继承而来的人文精神发生了裂变与分化，某些价值形式确乎失落了，然而某些新的价值观念也在孕育和产生。在文艺领域，纠缠文艺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文艺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文艺家以及人文学者在市场经济面前，必须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调整自己的文化姿态。 二、论争的焦点：对人文精神状况的不同估计、人文精神语义诠释 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一文率先提出“人文精神”问题，随后这一问题激起文化界的广泛兴趣，“人文精神”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大量的讨论和争鸣文章被发表，形成了90年代一次难得的文化思潮。“人文精神”讨论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概括起来，如下三个问题构成了讨论的核心。 问题之一：如何看待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如何评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的“俗化”现象，如何看待文艺的价值与功能。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大对立见解。一种见解对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作了悲观估计，认为人文精神失落是不能否定的现实。王晓明从“文学危机”角度来审视当前的人文精神。他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③ 王晓明等人所说的“文学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文学创作上的“媚俗”和“自娱”倾向，这种倾向又表现为文学的消费性、商品化和“想象力的丧失”。在他们眼里，王朔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分别是文艺“媚俗”和“自娱”的代表，是人文精神危机的现实表征。张汝伦和陈致和等人的危机意识侧重在人文学术方面，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衰竭”④。陈致和对“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一个稳定悠久的精神传统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知识分子现在要么学苏秦、张仪去做政治工具，要么把学术看作是自我逃避的场所，这两条路都无法重建起人文精神。”⑤ 很明显，张汝伦和陈致和等人的这篇对话落脚点是在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人格上，真正的危机“在于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则是这侏儒化和动物化的最深刻的表现”⑥。在这一阵营中，作家的姿态更为激情化。张承志于1993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以笔为旗》，同年3月21日张炜在《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他们以“战士”的姿态出现，对当前人文精神失落的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张承志指出：“今天我们需要抗战文学，指出危险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尤其在面对信仰失落人生缺乏精神导向、人与人之间真情淡薄、满足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一个几千年文明12亿人的大国，被一批无原则无操守的文人占据了文坛联络了电视台报刊形成了称霸文化领域的势力，让这批人充当文化主体肆意糟蹋，这是极具讽刺和悲哀的事。”张炜则指出：“文学已没有了发现、批判，进入普遍操作、制作状态，匠人成了榜样，精神枯萎，那些包装好的制品只是垃圾。”此后，张承志张炜等人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现了与现实绝不妥协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