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4-0114-09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界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叉融合的视野，重新解读、阐释文艺学的某些元理论，挖掘科学和文艺学之间潜在的科学与审美的因子及其相互融通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以期打破学科壁垒、更新学术思维、扩大学术视野，促使文艺学走出纯人文学、纯文学的疆域，建构具有综合性、创新性、前沿性和跨学科性的多维、多元的文艺学知识结构，进行了可贵的、大量的学术探索，硕果累累。但是，由于对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反思、批判仍占据学术界的主流，对人文学科独特性则过度诠释，而对标志着第四次科学革命的复杂科学(亦称后现代科学)却知之甚少。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叉融合的视野能否催生出有创新性的文艺学知识门类，能否超越传统的作为人文学科的文艺学的疆域，仍然疑虑重重。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一体化进程以及学科大联合的潮流，早已势在必行，锐不可当。从西方到东方，从欧洲到中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的对话和践行，并在此践行的艰难历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硕果。 一 兼具科学家与作家于一身的英国著名学者斯诺，经常往返于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两个团体之间，对他们的对立有着切肤之痛。科学家和艺术家在智能上“可以互相媲美，种族相同，社会出身差别不大，收入也相近，但是几乎完全没有相互交往”，缺乏“共同性”，“以至于从柏灵顿馆[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所在地]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艺术家聚居的伦敦文化区]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1](P2)，老死不相往来，甚而相互诋毁。科学家与艺术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隔绝到如此地步，斯诺认为这不是暂时的文化现象，而是“整个西方的问题”，“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1](P3)，这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1](P4)。正是这种切身的感受，使斯诺提出以第三种文化打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课题”[2](清华新人文丛书序，P2)。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索卡尔诈文事件”引起的席卷全球的科学大战，更引发了仁人志士对两种文化的交叉融合的紧迫感、责任感。他们意识到，两种文化的融合早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其中涉及对传统科学、哲学、文化学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批判，甚至颠覆，重建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谐与共的世界图景。其实，这种世界图景并不是当代人类的构想，早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就存有过，只不过那时的人类不是自觉而为之，而是本真地、直觉地为之。 如果从科学史角度看，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历史已经呈现出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炫丽图景。怀特海指出：“公元16世纪时，西方基督教发生了分裂，同时，现代科学也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了。”[3](P1)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打破了宗教神学的桎梏，第一次从哲学和宗教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是以乔尔丹诺·布鲁诺的受难为代价的，“近代科学的第一个世纪是由于他在1600年的死而开了先河”[3](P1)。之后，近代科学一发而不可收，数学(笛卡儿的解析几何学)、天文学(哥白尼的日心说)、物理学(伽利略的三定律)、科学方法论(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儿的演绎法)，还有医学、解剖学、生理学、植物学等相继兴起，不一而足。在这些科学风起云涌的大潮下，科学与科学、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显著特征。文艺复兴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取得划时代的、举世无双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成果，与两种文化的交融是分不开的。如：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的前驱者”，他“首先倡导恢复良好的古典拉丁语，以代替经院哲学派的非正规拉丁语”[4](P156)，为文艺复兴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提供了阅读古希腊丰富的学术资源的工具，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科学的振兴至关重要。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奇才、天才，“他对各种知识无不研究，对于各种艺术无不擅长。他是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且在每一学科里他都登峰造极。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纪录”[4](P163)，所以丹皮尔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其他部门的开路先锋”[4](P163)。达·芬奇坚实地走在交叉学科的融合大道上。他为了使画和雕塑达到惟妙惟肖的极致，掌握了人体构造的精确知识。据说他不顾教会的传统，弄来许多尸体加以解剖，并绘制了大量精确的、堪称艺术品的人体解剖图。在生理学上，达·芬奇也有创举，他早于哈维一百多年发现血液循环，深刻了解血液循环的一般原理。[4](P168)他预见过后来由伽利略证明的惯性原理，重新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液体压力概念，提出过天体是一架服从确定的自然法则的机器的理论，预见地震现象，注重科学实验方法。凡此种种，足以证明达·芬奇是一位真正的巨人，是集艺术家、化学家、生理学家、力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甚至工程师(很多科学机器，是他亲自动手制作的)于一身的天才巨匠。像彼特拉克、达·芬奇这样的通才，文艺复兴时期不胜枚举。 有人片面地认为文艺复兴主要是文学艺术的文化复兴，对此丹皮尔不能苟同。他认为“文艺复兴绝不限于文学，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智识发酵。虽然文学是最早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因素”[4](P156)。他所说的“智识发酵”，一是意味着多种知识、多门学科齐头并进、兴旺发达，为欧洲的近代科学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科学与人文的基础；二是意味着各门知识的相互交叉、渗透、融合，产生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的科学精神与胸怀。正是这种“智识发酵”，才使欧洲告别了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冲开神学的枷锁，开创了一个以人性为主宰的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科学启蒙的时代、一个学科大融合的时代、一个通才辈出的时代、一个人性崛起的时代。西方有过这种文化融合的辉煌时期，中国同样出现过两种文化交融的辉煌时代，这就是“五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