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3)04-0125-07 批评与哲学的关系向来非常紧密，古今中外有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模式都是从相应的哲学体系中推演派生出来的。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批评思潮迭起，各种理论流派都粉墨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这些理论流派虽然数量众多，但大都可以归属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主潮，并随相应的哲学理论自然消长。因此，所有的批评都带有哲理性。但是，有一类批评特别倚重于它所依附的哲学理论，批评本身成了哲学观点的延伸和应用，文本被搁置了，批评只不过是借台唱戏，我们可以称之为“哲性批评”。但是，有些“哲性批评”的目的本不在于文学艺术，自有其学理逻辑和价值追求，不可遽下断语。本文以精神分析批评和存在主义批评为例，对现代西方“哲性批评”的理论旨趣和运作机制作一番考察，并借此探求当代中国文论批评创新发展的新契机。 一、西方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再探讨 有学者曾论及文学理论的“寄生性”问题，认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建立在诸如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理论的地基之上的，文学理论就是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理论的具体运用。而从文学作品、文学现象自身归纳总结出来的纯粹的文学理论却并不存在，即使像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论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也离不开现代语言学理论。如此一来，所谓的文学理论实际上是空的，因为它是“寄生”在别的各种理论之上的。由于这种“寄生性”，所以文学理论的危机和冲突最终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也即来自它所寄生的理论[1]。纵览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史，这种寄生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 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或批评都离不开世界、作品、艺术家(作家)、欣赏者(读者)这四个要素，但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2]。文学这四个要素不仅对文学理论的学理品格进行了规约，同时也预设了其对各式理论的开放性。正是因为文学(作品)的生产离不开世界、作家、读者等要素，因此，所有关于文学的理论都必然关联到这些要素。由此，任何有关文学的解释都是合理的，最终都可以演变成为一种文学理论。因为文学的生产离不开世界，所以文学可以用哲学、神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等理论进行阐释；因为文学要有具体的作家来制作，所以，文学可以被心理学、直觉理论、神秘主义等理论解释；文学又要由具体的语言文本来呈现，最终表现为语言的事实和现象。所以，各种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形式主义文论曾一度大行其道。最后，文学还离不开读者，因此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以及读者反应理论应运而生。总而言之，文学四要素决定了文学的开放性，而文学的开放性又将自己变成了各种理论的跑马场与试验田，这一事实使得纯粹的“文学理论”总是处于缺席状态，而各种寄生性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却随时在场。 与此同时，就文论家、批评家自身而言，许多人原本就是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的文论家身份不是从文学这一领域直接培养造就出来的，其文学理论也不是从大量的文学实践和现象中归纳总结得来，而是从各自的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体系中直接推演、派生出来的。比如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雅各布逊、福柯、拉康、德里达等人那里，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派生性就非常明显。在这里，哲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是“源”，相对于文论批评，我们可以称之为“母理论”，文学及批评理论是“流”，可以称作“子理论”；前者是坚实的理论地基，后者是建立于其上的七宝楼台，只要这个地基开始松动，上面的理论大厦就会立即垮塌，而这块阵地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占领。这也正是两千多年来西方文论批评不断变幻的原因所在。 然而尽管西方文论批评由各种“母理论”推演派生而来，但这些“母理论”又需要这些寄生性的“子理论”的反哺和滋养。换言之，“母理论”自身的完满性需要寄生于其上的文论批评提供某种学理性支撑，它通过在文学领域中使用这种理论来寻求“母理论”的自我确证。所以，在某些理论流派那里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理论家创建出一种理论用来解释世界和一切现象，这种理论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对周边的学科都具有渗透和影响。而且，这种理论是如此的百试不爽，以至于在虚构的文学当中也同样适用。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不断地到虚构的文学中寻求例证，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提炼出理论观点，以作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构件。这种情况在现代西方文论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可以举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例。“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又称作恋母情结，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的第五章中运用该理论分析了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1928年，弗氏又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一文，这是他用“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来解释文学的代表作[3]39。弗洛伊德写道：“很难说是由于巧合，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卓夫兄弟》都表现了同一主题——弑父。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弑父的动机都是为了争夺女人，这一点也十分清楚。”[4]39-111这三部经典作品代表了文学史上三个最重要的黄金时期，而三位重量级的作家在心理意识与人性的探索方面也堪称典范。据此，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当是一切文学的渊源所在[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