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基于类观念的思维定向，表现于类推运用的不同情境。“类”训物事“相似”，“推”训“求”、“度”、“究”等，合言“推求”、“推度”、“推究”，指谓思维的进行。“类推”又言“推类”，以同类相推，即于相类物事由此推彼。《墨子·经下》“推类之难”①、《论衡·实知》“推类以见方来”②，及《汉书·终军传》“明闇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③，俱见其实。类推以人类思维建立物事的联系，或以推论物事之理，成为名辩的方式；或于情事比类，形成文学的表现，作为一种思维的定向，联通文学的形象思维。名辩的类推不舍形象，因以通合文学的领域。只是类推向被视为逻辑的形式，隔断了通往文学的视域，那么本文的推衍，旨在打通文学的路途，论证类推思维的文学表现。 一、“类”的形象性与类推的形名特征 类推作为中西共通的论理方式各具特点，中国“类”观念盖亦渊源有自。《说文·犬部》：“類，种類相似，惟犬为甚。从犬，頪声。”《说文·页部》：“頪，难晓也。从页、米。一曰鲜白皃，从粉省。”段玉裁注谓“‘頪’、‘類’古、今字，‘類’本专谓犬，后乃‘類’行，而‘頪’废”④，则“類”本谓犬相似，引申假借为凡相似之称。“頪”声同“雷”，本作“靁”。《说文·雨部》：“阴阳薄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转形。”⑤段注云：“‘薄’音博，迫也。阴阳迫动，即谓靁也……‘迫动’下文所谓回转也，所以回生万物者也。”⑥雷、霆近义。《说文·雨部》：“霆，雷余声也，铃铃，所以挺出万物。”雷霆以生万物，故有物类，则“頪”、“雷”声通，义亦关联。从“雷”得声者如“磊”为石相聚，训众石；“壘”为土相聚，训军壁；“累”为丝相聚，训积、增、重等。“頪”与众字声通，益明类聚之义。 “类”以“相似之称”类聚众属，衍为族类、物类、事类之义。族类如《大戴礼记·礼三本》“先祖者，类之本也”，孔广森《补注》谓“类，族也”⑦。又《左传·僖公十年》狐突梦对申生鬼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颖达疏谓“类、族，一也”⑧。物类如《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其类草木”张志聪注⑨、《淮南子·本经》“以养群类”高诱注并谓“类，物类也”⑩。事类如《易·系辞下》“于稽其类”孔颖达疏(11)、《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规谏而不类”王聘珍诂并言“类谓事类”(12)。无论族类、物类、事类，都是基于外在形象的相似，尤其族类同种，具有相似的体貌特征，故以为类，可明类的形象本义。相似亦即相像。《说文·犬部》朱骏声《通训定声》谓“类者肖也”(13)；《大戴礼记·易本命》“昼生者类父”，王聘珍《解诂》谓“类犹象也”(14)。而《九章·橘颂》“类可任兮”，王逸注谓“类犹貌也”(15)。《淮南子·俶真》谓道“况未有类”，高诱注云：“类，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16)“象”、“貌”并是名词。类的形象性乃是通往文学的根本所在。 类推基于物类或事类的相似性，通过比类的形式进行事理的推论。类推是中国名辩学的基本辩论方式，墨家足为代表。侯外庐先生认为墨子“察类”、“知类”，表明“类”在墨子言辩中已经成为“逻辑”的“概念”。“墨子的逻辑思想，即是依据着类概念的类推方法，而这一方法就是墨子所到处运用的辩诘术的灵魂。”(17)墨子类推的论辩，以“明辨其故”即追问此事此义的原因和是非曲直为目的。《墨子·大取》强调“故”、“理”、“类”的结合，盖“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18)。“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条理，论辩就是说理，必须循理得故，而推理之法，就是类推。辞“以类行”，就是《小取》所言“以类取，以类予”(19)，“取”则取类，“予”则推予，即类推。墨家“辟、侔、援、推、止”论辩诸式，都属类推之用(20)。墨家类推，重在经验，主于实用，指向知识。墨子《非命上》谓言辩“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谓“三表”(21)。“耳目之实”为耳目感知之实，经由“材”的“接”、“虑”，成为知识。《经上》谓“知，材也”，“材”犹五官之谓；又云：“知，接也”(22)，知识成立于感官“接”物的反映过程。但知识的获取，非止感性之接，《经上》又谓“虑，求也”(23)，指出知识获取过程心智理性的思虑作用，这是墨家类推的知识论指向(24)。及荀子类推，则从“物类”达到“伦类”、“统类”，从而转向伦理的情境，“成为代表和服务于中国传统人文思维的主导推理类型”(25)。 兹明名辩学类推的经验之域与实用目的，尽管墨家类推具有知识论的指向，但并未导致纯粹知识推论的形式逻辑。然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名辩学辄被比附于形式逻辑，“名辩即逻辑”的观念(26)，成为现代的传统。但名辩学固以“名”辩，“名”与“概念”不尽相同，而类推藉名以行，也与概念的推衍有异。按《说文·口部》，“名”以“自命”，从“口”从“夕”会意，以“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盖“名”从“冥”得声以自命，推及事物之名。厥初生民称物以音，然后创字代声，以字专名，“名”即是“字”。《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引或言“古曰名，今曰字”，以见名、字相通(27)。造字初以象形，六书以象形为本。字以象形命名，则形以定名，故谓形名。又名者拟实，名实相对，故“循名而责实”(28)。《说文·宀部》：“实，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引申为充实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小尔雅·广诂》“实，满也”、“塞也”，又引《素问·调经论》岐伯曰“有者为实”，以谓“凡中质充满者皆曰实”(29)。物事充实皆然，故名以举实，亦如名以称物，《管子·心术下》谓“凡物载名而来”，《心术上》言“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30)，名以纪物，合谓“名物”，《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31)，迄近世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云云(32)。“名实”或“名物”对举，“实”、“物”具有而“名”、“字”象形，与“概念”表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不类。固然“名”之所指，不限具体实物，《墨子·经上》兼举“达、类、私”三名，私名以举特定某物某人，如《经说上》孙诒让注举“言于人之贱者而命为‘臧’，则‘臧’非人之通名，故曰私”；类名以举物类，如孙引张云“马而名之‘马’是类也，凡马之实皆得名之‘马’”；达名以举一切物事，如孙注举“‘物’为万物之通名”(33)。凡此不离物之具在，而“名”以汉字象形则是其独具的特点。曾祥云先生认为“名”对事物命名，“名学从其实质来说，属于语言符号学范畴，具体说是一种语词符号理论”(34)。“名”的汉字“符号”象形性与“实”、“物”的实有性，爰使类推凭藉形象的比类通于诗学比兴的审美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