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初，本雅明就敏锐地洞察到日益膨胀的新闻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他并没有将新闻作为一种合理且理想的话语形态，而是将报刊新闻的兴起视为叙事艺术衰竭的开端，甚至是小说沦为堕落的渊薮。本雅明是最早一批研究大众文化的学术先锋，延续此种思路，关于大众传媒的批判声、讨伐声从未间断，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后来的经典文学观念捍卫自身合法性与神圣性的圭臬。 表面上看，新闻话语和文学似乎分属于截然不同的语言体系。前者是在数量庞大的日常语言基础上生产的叙事话语，而后者却是以语言的纯粹性和个性化诉求所阐发的诗意书写，两者不同的话语构成，的确很容易显现出新闻在语言审美纬度上的平庸，尤其是当下四处泛滥的娱乐新闻和八卦资讯，更是被精英主义者斥责为一种无聊浅薄的言语，冲击并腐蚀着审美生活的崇高领地。事实上，当新闻被强拉作为文学的死对头或面目可憎的语言垃圾出现时，两者在话语形态上的相似性往往被忽略了。纯文学地位的退隐并非一朝一夕，某种话语的式微意味着他种话语的延伸和发展，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往的经典文学以及文学观念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文学的发展却更加多元化了，文学话语的生存样态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活跃、兴奋多变。话语与社会的缔约进程依循语言发展的总体性原则，话语变迁暗含了内部复杂的权力更迭、范式转型和意识形态之争，在社会语言的整体框架下，梳理新闻与文学的话语关系，探讨两者的叙事纬度和审美机制，或许可以更深入地研究这种变迁暗含的社会意义。 1、故事——事件：叙事的现代性流变 “新闻”一词可追溯到唐朝的《南楚新闻》，书中记载的各种传说与故事就是所谓的新闻，其中的许多奇闻轶事都有编造与虚构的成分。从新闻的原初形态不难发现它和小说文体的相似性：一是内容上强调以新奇取胜；二是手法上都采用了虚构叙事的形式。尽管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社会语言不断丰富并细化，“新闻”的概念逐步凸现出强烈的现在时特征及真实性原则，与小说之间的体裁界限越来越明显，但在话语形态较为混沌的古代社会，新闻和小说、和文学的边界十分模糊。 18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先后出现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报刊，俗称“便士报”(也称廉价报纸、通俗报纸、大众化报纸等)，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大众化新闻，它是工业革命后兴起的文化产物，并由记者操作的职业话语。“报纸的兴起和信息的传播在现代社会里成了整个社会运转的关键”①，正如黑格尔所言——读报是现代人的祷告，这种具有仪式意味的现代读报习惯比起传统的文学阅读，单是普及度和影响力上就使文学望尘莫及，新闻本身就是日常话语的变身，它和现实社会的互文关系，以及这种话语所拥有的庞大份额，使得新闻阅读的过程得以和实在空间产生出强大张力。新闻将人们从虚构的故事世界带入现实的世俗社会，以前由书籍培养的、由自我约束产生的内在导向型的人格教养慢慢向由传媒引导的、受周围信息影响的媒介导向型的方向过渡。这种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和本雅明所说的故事的衰落过程是一致的，但这种衰落更多地是在暗示文学叙事的局部功能可以被新闻所替代，文学并非无所不能，当出现一种更为专业和细化的实用性语言(新闻)来分担描述当下世界时，文学自然会转变自己的形态，但文学话语本身绝不会像悲观主义者预见的那般凋敝。 保罗·利科在巨著《时间与叙事》中把人看作是“叙事动物”，克罗奇也说过“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叙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巨大。如果说文学是一种虚构叙事，关注完整的“故事”，那么新闻则以现实情境为依托，聚焦于零散的“事件”之上。“故事(story)是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素材。素材(fabula)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事件。事件(event)是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②。显然，事件是小于故事的叙事单位，它不必像故事那样戴上重重镣铐，诸如完整的结构、流畅的情节、合理的逻辑，繁复的修辞等等。事件强调的是发生、行动、变化和突转，作为当下每分每秒的行为叙事，这种灵活自如的动态结构更能表现现代性中变动不居的时间体验。 从故事到事件的转变，改变了文学家的叙事轨道与书写风格。借用《费加罗报》的创始人维尔梅桑的话：“对我的读者来说，拉丁区阁楼里生个火比在马德里爆发一场革命更重要”③，刚刚新近发生事件的现实原则由此取代了古老故事的历史原则，虚构叙事让位于纪实叙事。围着炉火听老人讲故事的时代慢慢远去，时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被悄悄割断，“现在时”成为关照现代人心灵的时间密码和写作法宝。波德莱尔说“诗是最现实主义的”，庞德也认为所有艺术说到底都是现实主义的。人们对自身生活的体察，对当下情境的体味逐渐遮蔽了对他者、对古老或遥远世界的想象，花边新闻、小道消息、邻里纠纷、犯罪纪实包围了世界，新闻似乎为人们勾勒了一幅更丰富、更生动，也更透明的生活图景，想象力成为日益贬值的物品。 新闻事件在早期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都创下不少佳绩，诚如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新闻不仅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题材元素，也慢慢化作文学创作的内在形式和风格，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欧仁·苏、果戈里等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经常采用一种‘新闻体’的写法”④ 这种写法追求日常生活的平实感觉，同新闻的基本叙事法则一脉相承。尽管这种新闻体技法可能导致作家艺术经验的萎缩，但新闻特殊的文体气质确实大大启发了文学的创作实践，“批判现实主义对市民主体的表达，是从一种社会学的角度着手，并着重传达一种真实的城市经验的流派”⑤。小说家们正是看中了新闻体裁所具备的现场感和逼真效果，把这种笼统地称之为真实性的叙事形式抽离出来，融入到现实的小说实践中，才创造了这种“新闻体”写法。 同时，必须注意到新闻制造的日常经验充其量仍是廉价的间接经验。故事具有完整的起承转合，强调结构、内容的完整自足性，而事件通常是个别而孤立的现场瞬间或动作呈现，新闻报道具有零散化、反常规的文本特征，琐碎杂乱的独立叙事、任意拼贴的事件片段，破坏了人们稳定和谐的传统经验，和残缺性的现代人格相互印证，本雅明称之为“经验的贫乏”。强烈的无序感和精神分裂也进一步催化成文学的创作灵感，在现代主义作家那里诞生出崭新的文学方式，意识流小说是这场文学话语变革的重要成果。这种变革反映到语言结构内部，无论是乔伊斯、伍尔芙、还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字里都在自觉尝试着一种碎片化的过程。而新闻更是对所谓“现代性碎片”做出的最好注脚和文本例证，它才与现代社会复杂繁琐的组织结构达成高度一致的话语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