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专题讨论)

——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元浦(1951-),男,浙江省浦江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理论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主持人语]近年来,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我们应该扬弃什么,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深入下去,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 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作出慎重的选择。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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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093-10

      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各种相关要素间的组合是不同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文学的一种或几种要素因了社会和学科提出的主要问题而被作为主导凸现出来,构成当下主导性的问题趋向,影响我们对对象的基本估价;其余要素则进入背景,作为相关的制约的因素发挥作用。那么,什么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学的现实?它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什么?它是一个稳定的遵守既定规范向前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常规时期,还是一个处在激烈变化中的特定的变革转型时期?它是由一种一统的范式来统贯一切的文学作为艺术的宗主的时代,还是一个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在多样化的文化现实中共生并在的新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边界确定无疑无可移易的既定学科,还是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界正在模糊甚至不断移动,需要重新思考其既往范式的合法性的学科?这些都值得文学理论界实事求是地予以探讨并作出回答。

      “去区隔”和“去界域”

      19世纪是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要范式的时期,文学理论尚未有强烈的本体的追逐。20世纪是文学划定边界寻求本体的世纪,语言论转向背景下发生了所谓的“理论革命”。新世纪之交,文学的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所谓“文化的转向”。文学在艺术中的宗主地位失落,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主交流主娱乐模式的时代似乎已经逝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需重新厘定。于是,文学的边界移动了,文学学科的界域模糊了,曾经是学科金科玉律的追逐文学永恒本质的研究规范受到了质疑,文学被边缘化了。

      当代西方许多理论家,从理论上作了证明。他们认为,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当代文化转向的明显特征。现代性的常规时期的学术研究是按照既定的范式“解难题”的活动,是在限定的界域内肯定有解的研究行为,它有着本体论的确定性,比如“典型论”。当代范式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现代性范式的一统局面,也打破了现代性范式下的学科划分的固有界域。这一时期的特有现象是学科的越界、扩容、交错与重组。所以,跨学科、超边界就成了当下的理论研究的显著特征。

      面对转型时期的现实,当代文化转向创造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去区隔”(de-differentiation)和“去界域”(de-teritorialization)。在知识领域,他们主张打破学科间的区分与界限。比如,后现代的热门话语女权主义研究、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等无不是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也正因为这些话语大大突破了原有的学科分界,从而一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与大众关注的焦点。

      一些极端的当代文化转向理论甚至怀疑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在艺术和文学之间,在文化与生活之间,在小说与理论之间,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以及在人类从事的几乎每一领域里都存在着严格的学科划界的可能性,并把大学背景下学科间按常规所作的严格划界和分类视作现代性的残余。因此,冲破了这些界限的后现代时尚,不仅出现在社会科学中,并逐渐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特别是辐射到建筑、艺术、舞蹈、电影、新闻学、语言学、文艺批评、文学、音乐、哲学、摄影、宗教、雕塑、戏剧和音像等众多领域中,展现了极其新鲜多样、“异端”叠出的奇观化景象。比如,在文学领域,对合法性的挑战导致众多的杂交的多样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在建筑领域,对体积与空间所作的现代主义的实用的和实惠的布局设计似乎被抛弃,而代之以“向人们提供与其心绪相吻合的建筑”,甚至建筑的外表和形象优先于技术、实用和效益;在心理学中,它怀疑有意识的、有条理的、连贯的主体;在哲学中,它表现为对主体域与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新尊重,以及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日益怀疑;在人类学领域,它鼓励人们保护地域性的原始的文化,反对来自“第一世界”的“心怀善意”地改变这些文化的计划或企图。总之,面对社会发展中日益壮大并日益重要的“文化”这一庞然大物,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不得不打破原有界域,生发学科交融,学科联合的现实需求。

      “文化研究”就是应时而出的学术策略。从某种程度说,这也是文学研究、文学学科不甘被边缘化,力图通过对现实的积极应对重返中心的调整与努力。

      文化研究: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努力

      文化研究如詹姆逊所言是一种“后学科”。它是一种开放的,适应当代多元范式的时代要求并与之配伍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寻找文化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自律性”是徒劳无益的,而把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向归结为总体性也是不恰当的。的确,文化研究论者中确有人有这种倾向,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后学科,在总体指向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

      文化研究传统上主要涉及社会心理、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特定的政治干预等领域。所以,它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从而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的划分。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与文化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广义的文化研究题目下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文化和社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方法用于文化研究时向人们表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文本间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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