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21)03-0022-06 一、“姐妹情谊”的提出 “姐妹情谊”来源于英文“sisterhood”，它建立在女性之间复杂而政治化的关系之上，通常围绕着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而建立。不同的女性个体之间有一些共同的经验，比如女性身份，比如共性的压迫，诸如此类的因素成为女性结盟的重要前提。作为女性诗学的追求之一，“姐妹情谊”不仅关涉到女性诗学话语的发展趋向，而且影响到女性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原则，也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国，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1]。按照萨特的观点，“他人即地狱”，人与人在“共在”的场域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对立和冲突。但当他者进入场域，共在场域中的冲突会暂时被屏蔽，场域中的个体产生同情甚至同谋，然而内部的冲突和对抗依然存在。姐妹情谊具有相似的哲学内涵。概括而言，姐妹情谊主要是由女性组成的群体与群体之外的“他者”所构成，“他者”作为外部的凝视力量，影响着群体内部女性相互之间的关系及主导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许多女性批评家和作家都在写作中探索着姐妹情谊的建构，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书中将姐妹情谊定义为“女性团结一致的强烈情感”[2]，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紫色》，茜丽在夫家受尽苦难，耐蒂无私地给予她支持和鼓励，让她有勇气继续生存下去。索菲亚的勇敢和独立给了茜丽很大的震动，她们一起缝制了一条由不同颜色拼起来的被子，消除了先前的误解，并将被子命名为“姐妹的选择”。莫里森的《天堂》，描述了距离鲁比这个黑人社区17英里外的一个女修道院，有5位不同肤色的女性聚集在这里，她们相互救助与抚慰，并给予在鲁比镇受到伤害的女性以无私帮助，受伤的女人们纷纷来到修道院求得帮助和解脱。正是出于对姐妹情谊的希冀和憧憬，这个理论话题成为了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 二、性别主义的阻碍 姐妹情谊涉及女权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对指导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西方，无论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还是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都不约而同地主张姐妹情谊在女性结盟中的重要价值。而现实却是，女性作为受压迫的群体，一直被灌输着男权制所宣扬的只有通过男性或者与男性结盟才能有价值的思想，其实质是为了阻止女性之间结盟的可能性，“我们被教育说女性是‘天生的’敌人，我们之间永远也不会有团结，因为我们不会，不应该，也不可能联合。”[3]51法国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一针见血地指出，古时候人们用垂直线测量倾斜的东西，而现在男性就是人类的绝对标准[4]，女性则成了与之相对的参照物。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天然缺乏某些素质、圣·托马斯根据《创世纪》中亚当用一根“多余的肋骨”制造夏娃的传说，提出女性是一个“附属”的存在[5]一样，性别主义策略让女性内化了劣势，有效阻止了她们之间的结盟。鉴于此，影响姐妹情谊首当其冲的因素是性别主义。它阻止了女性之间的团结，将女性分裂成孤立的个体，并通过某种策略将这种思想内化为白人女性、尤其是特权阶级白人女性根深蒂固的意识。相当一部分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抵制父权制要比抵制种族主义以及其他形态的压迫更急迫，因为种族主义和阶级剥削只是父权制的子系统。她们进一步推而广之，将世界范围内的饥荒、生态危机包括核毁灭威胁，都归因于性别政治的恶果。于是要根除各种形态压迫，首先必须要消除性别压迫，女性主义运动不容置疑地被置于了全球妇女政治议题的中心地位。[6]20 但在以消除性别剥削为主要特质的女性主义运动中，白人特权阶级女性处于核心地位，第三世界等边缘群体女性，并未获得同等的权利。因此，这种主张被边缘群体女性质疑为有偏颇之嫌。当然，这种观念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在奴隶社会初期，由于财产观念和财产继承权问题的逐渐凸显，产生了维护父权利益的家庭变革的需求，男性要求保护自己社会与财产权利的持久性，要求有可靠的亲子继承财产，这些需求促成了形式化意义上“家庭”的产生，以此实现“以承认男子的人格和权利为前提，以封闭妇女为手段，达到嫡子继承财产的目的”[7]，带来了女子生存状况根本性的变化。原始社会时期，群婚造成了“生子不知父”，因女子特有的生育功能而带来的氏族繁荣，让女子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处于权力的支配地位。中国古代神话生动地展示了母系社会中女子的绝对优势，如华胥履人迹而生伏羲，安登感神龙而生神农，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等，“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故事，是当时女性地位的形象反映。如果说这个阶段的女性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繁衍的需求，被自然推上了权力的宝座，那么，随着群婚制的崩溃，生子“既知其母，亦知其父”，女子“得天独厚”的优势丧失了。对于强壮劳动力的需要，让男子逐渐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则由于承担生育哺乳后代的事务，不能更多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失去了对社会的主宰权。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进展，这种趋向愈加凸显，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两性间分化的趋势愈加强烈。男性经由参与社会生活，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创造了文明史和阶级斗争史，而女性，由于失去了参与社会性事务的机会，被剥夺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她的身份游离于母亲、妻子和女儿之间，而自身作为女性的价值和同为女性相互之间的关心和爱护却被忽略了。 三、“差异性”的存在 鉴于此，建构姐妹情谊势在必行，女性可以将之作为增强信心，获得源源不断力量的来源。就白人女性主义批评而言，大多执着于性别一隅，既然她们认为种族主义和阶级剥削是父权制的子系统，那么消除性别压迫才是最终旨归。鉴于此，她们提出“共同压迫”的口号，通过看似铁板一块的口号，掩盖了除性别之外的其他矛盾。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对此持不同观点，“共同压迫的思想是一种错误而虚伪的说法，它掩盖和混淆了妇女们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本质”[3]52，于是“差异性”成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议题。鉴于历史语境和文化经验的不同，对黑人女性而言，她们具有种族、性别、阶级压迫的“多重危险”[8]。而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关系，则是横亘在其中的现实因素。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普遍认为，女性们不仅经受着性别压迫，同时还参与着相互压迫，其中，白人女性对有色女性的压迫最为典型。“压迫性”政治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根据肤色和阶级将女性划分为权威群体和弱势群体，“任何想要了解弱势群体经历的人，只要参照权威群体的话语就可以”[6]43。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胡克斯对此表示了质疑，她以阅读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为例指出，作为一位黑人女性，阅读这部由白人男性创作的小说，她会有一些不同于白人男性读者的理解，而且这些不同的见解同样有价值。鉴于此，胡克斯认为，当描述自己群体之外的经历时，需要思考伦理的问题，考虑一下是否支持了压迫性制度[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