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积极或消极的），也因此一直备受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接受美学产生以来，一些中西方的学者开始探讨《讲话》的接受美学意义，然而他们往往只是从时代与战争的角度来述其局限性，缺乏纯理论式的细致探讨，这显然是偏颇的。因此，本文将联系《讲话》发表的前后状况，从接受美学内部的两大研究理论（接受研究、效应研究）角度来探讨之，希望得到一个较为公允的论述结果。 一、从接受研究角度观其价值与局限 接受美学内部包含两大研究方向，即接受研究与效应研究。接受研究的重点在对读者的研究，关注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经验，将读者放到至关重要的地位——读者决定了本文这一“半成品”的最终完成。从这一角度言，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毛泽东的《讲话》是接受美学的一个源头。（注：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在《讲话》的“结论”部分的开头，毛泽东指出：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这里肯定而明确地反复强调文艺的服务对象问题，将群众放到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对于此，以往研究者们往往总是从政治革命及当时的时代需要角度来论述之（当然，这确实是重要的方面，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毛泽东愈来愈发现，工农大众才是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力量，文艺必须帮助和促进对于工农大众觉悟的唤醒）。但是从文艺界角度而言，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早已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十来个年头了。抗战开始以后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充分认识到民众的极端重要性。楼适夷尖锐地指出“文化人应该觉醒，把文化局限于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内，在今日的新形势下，已经是一种不可自恕的犯罪，没有普遍的大众的基础，决不能有真实崇高的文化。”（注：《纪念五四为大众的文化而战斗》，《抗战文艺三日刊》，第1卷，第3期.）南桌亦说得更为精彩：“现在正是‘文艺大众化’发展的空前良机。因为大众喜欢活生生的‘英雄’，现在正是‘英雄’出世的年头，大众喜欢‘传奇’意味的东西，现在则正是‘传奇’的时代。”（注：《关于“文艺大众化》《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此类论述十分之多，然而这场讨论并没有吸引工农大众，或者说，这场讨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究其原因，根本还在于当时作家还没有真正地走到工农大众中去，其产生这样的讨论只是在于“教育”他们，“启发”他们，只是把他们作为“教育”、“启发”的对象。这时的作家与读者仍存在一种意识上的不平等这也就谈不上“作家”、“作品”、“读者”三者关系的融合了。 而在《讲话》中，毛泽东则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对象问题，之后立刻引发出以前“大众化讨论”未曾涉及的大众化的途径与方法问题，即作家要看清大众，了解大众，真正地走到接受者当中去：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确是第一位的工作。 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851页.） 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研究理论所强调的正是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接受者，强调对于个案的分析，毛泽东这里对于大众身份的确定及对其地位的提升无疑与姚斯的理论暗暗契合了。并且，与先前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相比，他明确地给创作者提供了如何了解人民大众的途径与方法，强调了一种非居高临下式的融合，这是难能可贵的。更进一步说，姚斯接受研究中的接受者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有一定审美经验与欣赏能力的读者，这种前提的假定性使得姚斯的接受研究遇到了绝对以读者为中心的极端主义风险，缺乏对于创作者在本文接受中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认识，或者说，几近于忽视了作家创作时对于将来读者的接受所能起到的和所会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毛泽东讲话中则不然，认识到作家创作对于接受者的重要作用，他详尽地指出了当时大众的状态： 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页.） 普及的东西比较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注：《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即这时的受众层次是十分低的，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创造出“真正有用的作品”。这是从接受者角度给创作者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于创作者与本文之关系的关注，这是姚斯在建构其接受研究时未深刻注意到的——即在不断的接受中，使受众层次不断提高，即受众层次并非先天性的处于较理想化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研究应该注意“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注：《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03页.）即对于群众（接受者）自身必须有现实的认识，而不能只是一厢情愿。但是，结合当时所处的抗战形势，正由于革命的需要，“普及工作”被迫不及待地提到了面前，即作家必须将文艺创作变成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去“雪中送炭”。这即属于功利性的接受观，是以此应付另外的一件事，也许只是为了奔走呼号，也许只是为了抄录摘用，这些又都离开了接受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