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2-0049-05 中国进入大众传媒时代，大约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其主要标志是电视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时至今日，城市的电视普及率接近100%，全国网民的总人数已达1.23亿，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网民平均每周上网的时间为16.5小时。如今的影视、动漫创作产业、电台和多数报刊杂志等自然也在大众传媒之列。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由于销路不好而改为时尚、娱乐、消闲的通俗杂志，不少报纸的文学副刊也早已改换门庭，凡此都是大众传媒时代到来的标志。我国的大众传媒除了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操控外，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必然臣服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以收视率、点击率、商业广告投放率为驱动的“眼球经济”，日益成为节目编排制作播出的决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市场的要求已经取代了精神的要求。在大中城市居民可以收到的61个国内电视频道播出的节目总量中，人文、科学、自然、地理、历史、读书等益智类的节目显然不占优势，娱乐、广告、时尚、通俗文艺节目占据了最大的份额和黄金时段。尤其是近两年来，以湖南卫视开风气之先的各种超女、超男、超小等海选性质的选秀活动甚嚣尘上，有个阶段几乎覆盖了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的许多频道，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参加选秀，还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疯疯癫癫的粉丝参与造势，为电视台、娱乐公司、广告商、策划人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使大众文化越来越走向娱乐化、时尚化和商业化。娱乐就是一切，娱乐至死，就是如今大众传媒制造的“后现代”景观。在部分电视节目中，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庸俗化、低俗化的倾向也相当严重，如制造和传播艺人的种种绯闻，如木子美、芙蓉姐姐之流的拙劣表演。大众传媒偏向于制造通俗性、商业性、娱乐性、时尚性、流行性的大众文化，虽然其中不乏大众喜闻乐见、有益无害的节目，但与此同时缺少精神营养的快餐文化乃至文化垃圾占有了受众大量的闲暇时间，充斥于他们的感官神经，主宰了他们的认知世界，使他们的人格日趋物化和平面化，精神和趣味趋于平庸化、低劣化。 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也显然正在日益脱离往日的严肃文学的路线，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对于出版商来说，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以可能达到的印数和码洋的多少来衡量的。出版社奉命在全国推行的企业化改革，更是加速了出版业商业化的进程。一些并不高明的小说高居畅销书榜首，一些学术戏说可印上百万册，不仅使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额稿费，也使出版社获得数千万的利润。文学乃至学术在一切向钱看的风气的鼓动下，也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追求娱乐、快感和时尚。如今的文学圈几近于娱乐圈，“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学术超男”、“身体写作”、“八卦新闻”、“隐私”、“文学富豪排行榜”层出不穷，“美女经济”、“力比多经济”诱发的官能快感代替了审美愉悦。文学失去了诗性的光晕，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美感被快感取代，成为游乐场、荷尔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诱使读者沦为欲望的窥视者，逐渐丧失审美力和判断力。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的原创力已经日益淡出作家的视野，出位的写作和讲演成为一举成名、博取文化资本的捷径。有位女诗人声称“衣服是诗歌中众多的枷锁，我就是要去掉这些枷锁”，于是在众目睽睽下宽衣解带上台裸诵。一位男诗人公开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养”。[1]类似的娱乐新闻经常出现在文坛和报端。虽然也有坚持“纯文学”、“纯学术”、“纯批评”的作家、学者和评论家，但面对出版难、印数少、稿酬低的困境，已经难以为继。今天的精英文化、高雅艺术如果得不到经费支助，很可能胎死腹中。在大众文化沙尘暴的不断侵袭下，文化绿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益沙化。 但是在批评界也有为文学的时尚化或所谓“时尚文学”叫好的声音。曾读到一篇题为《论时尚的文化意义》的文章，为“时尚文学”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文章认为时尚和“时尚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重构”，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和“绚丽多彩”，与此同时，指责学界与大众的情趣“格格不入”，体现了阻挡改革和革新的“保守主义思潮”，甚至怀疑“专家们是否存在着心理障碍”。文章还提出“文学是天然时尚的”命题，煞有介事地论证“时尚文学的当代意义”。[2]对于时尚，自然不能一概排斥，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风尚，即使文人雅士，也会受时尚的影响，甚至成为某一时尚的引领者，如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的易装癖，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喜欢穿奇装异服，中国的现代作家张爱玲也以奇装为美，但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尚并未成为特别重要的元素；对于时尚的文化意义也有研究的必要。一个世纪前德国思想家西美尔就写过《时尚的哲学》，但他并非无原则地推崇时尚，而是正确指出了“在所有情况下，时尚赖以存在的运作形式力量不足以强大到同等地控制每种内容。即使在时尚操控的界域，并非所有的形式都适于变成时尚，因为有些形式自身的独有特点对它成为时尚构成阻力。”按照这个理解，文学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对时尚构成阻力的形式。西美尔还进一步指出时尚与经典的对立——“一些形式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意向使它们很容易就成为时尚，而其他一些则不太容易成为时尚。例如，被称作‘经典’的东西离时尚较远并且往往与时尚对立，尽管偶尔经典也会受到时尚的支配。经典是崇高旨趣的和谐提炼，拥有某些共同的东西，这些东西具有稳定性，不会带来修正、不安、失衡”[3](P186)。常识告诉我们，时尚毕竟是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种现象消失像它出现一样迅速，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做时尚。如果这个说法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时尚的文化价值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它总是速朽的。这尤其体现在现在的女士服饰方面，一些赶时髦的摩登女郎，经常翻行头，几乎成了时装模特。有的无伤大雅，不妨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有的却是有碍观瞻的，如“露脐装”，使人想起《西游记》里的“盘丝洞”，现在又从国外传进了“露臀装”，可谓每况愈下了。相比服饰，文学与时尚的关系是有限的，如一部分作家把社会流行的风尚写进了作品，使作品增添了较鲜明的时代色彩，这在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作品中比较突出，但不能因此说“文学是天然时尚的”。因为文学毕竟不是时装秀，也不是行为艺术。我们不妨反问：哪些文学名著是因为时尚而流传史册的？《离骚》？《红楼梦》？《神曲》？《哈姆雷特》？《喧哗与骚动》？显然都不是。即使是后现代大师的作品，也未必都是时尚的，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就与时尚无关，且很有人文关怀在里头。他的作品虽然也很通俗，同时又相当的优雅、有趣，但从不靠色情和污言秽语等语言暴力吸引读者；他崇尚经典，爱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经典作家，而无意于媚俗。这就是他的作品获得普遍好评的原因。相反，那些或许可以称作“时尚文学”的作品，总是速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