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1)01-0096-05 跨过千年之交的“临界点”，我们已经踏上21世纪的征程。回顾中华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的沧桑步履，从满目疮痍到百废俱兴，从僻远的“边城”走向世界，从闭关锁国妄自菲薄到融入国际化现代化的时代滚滚洪流，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嬗变”。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结构全面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生存方式也遭遇了全方位的解构和重组。在世界商业化大潮的驱动下，实用功利主义原则正以强势话语姿态渗透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现实领域之中，市场经济原则主导着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走向，生活的平面化、空虚感逐渐加强，消解了意义的感官享乐和无端消遣在商业化的语境中愈加变得理所当然。 我们把对艺术本文的理解和探索建立在历史本文基础之上，将具体的考察界定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无疑更有利于实现文化叙事语境与社会历史语境的重合，从而发掘艺术本文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深度。笔者在本文中将中国文学与电影二者“提炼”出来加以解读，并非是要汇总新时期内中国文学与电影之概状，而是试图在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交叉阅读的过程中，梳理整合二者之间互动互映的关系，从而找到这一时代历史语境下文艺领域里存在着的带有某种普泛性的“契合点”。 一 文学、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双峰对峙局面由来已久，而且早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默片时代这种抗争就已呈现出强弱分明的态势。在20世纪末期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更是出现了电影宰制文学、文学受制于电影的局面，文学做为艺术宝殿中最神圣最富光彩之堂奥的辉煌时代已不复再，一派喧嚣之中的电影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主流。作为众多艺术发生发展“母体”的文学，在电影狂疾迅猛的发展势头面前，就好像目睹自己亲手育养的尚未成年的小孩突然间不顾长幼尊卑与自己进行直白而“蛮横”的对话，一时间惊奇万分而又无可奈何。而“在电影诞生之前的时代，恰恰是文学成为主导艺术形态，只有文学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异常复杂的生活矛盾，满足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多声部’地把握现实的迫切需要”[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敞开国门迎接世界浪潮的中国，汹涌的商业化洪流挟带着无往而不胜的气势裹卷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个人的生存状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遭遇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理想淡漠、信仰阙如成为时代特征，人们削平深度的思想只迎合于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功利性藉口。在快节奏、高效率、讲求实效的生活模式里，需要用“心灵的眼睛”去细细品读的文学作品仿佛成为了供奉在象牙塔里的宝藏一般难以企及，而大众更倾向于喜爱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影视作品，不需要费力思索，放弃精神层面的积极参与，只需要机械地理解和认同，从而在一种便捷而直接的条件下完成审美体验，让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紧绷的神经和疲顿的身体得到暂时的轻闲与休憩。于是，中国自先秦以降民间大众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关注文学的传统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幻化成一个模糊而遥远的标识，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撰写了壮丽篇章的诗歌日渐衰微、少人问津便是明证；散文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有复兴之势，但在更大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掺杂了诸多非文学因子及现实因素。唯有小说，自80年代末以来不但毫无衰颓之态，竟还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据有关统计显示：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超过2 500部，等于建国初期17年320部的8倍之多），以致于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的最后“壁垒”。思想禁锢的放松，现实生活的纷繁复杂、动荡变迁以及对社会历史本文的多元理解固然是“小说热”勃兴的有效催化剂，然而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这种现象的生成，与当今作为主流文化的电影也存在着不可抹煞的深刻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实际上已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孕育和演变。 “一个电影导演是可以从崇高的文学典范中学到很多东西的”，“伟大的文学所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电影工作者学会怎样深刻地去研究复杂多样的生活”[2]。巴赞也说过：“电影是年轻的，而文学却同历史一样古老。”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文学缔结了亲缘关系，首先从二者的艺术本质来看，文学中的小说属于民间文学样式，不管是汉代的神话故事，六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小说，明清章回体小说、拟话本小说，其产生、发展、繁荣都离不开民族文化沃土，与平民大众、市井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而电影则更是一种典型化的大众艺术，直观演绎的具体操作形式决定了其不可能摆脱世俗大众力量的左右，特别是在成为“文化工业”的一种“产品”之后，与市场反响、经济收益的直接挂钩更使电影艺术无可避免地展现出迎合大众口味的世俗化倾向。艺术本质的暗合，则成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内在基础。其次，从艺术表现技巧的层面来考察，电影与小说同属叙事艺术，都可以采用各种组合切割的叙述方法，法国评论家埃·马格尼在《电影的美学和小说的美学比较》一文中曾指出：“电影和小说二者均为叙述作品，叙事有它自身的规律，与展示的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连续性，小说的各种程式和电影的各种常规技巧大抵是为了保持连续才产生的。”电影诞生初期所带来的强劲观念冲击和视觉新鲜感日渐消隐之后，单纯的影像愈来愈无法满足社会生活多元化和艺术陌生化的要求，因此向文学尤其是现代派小说借鉴叙事技巧成为了电影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必要手段。同时，电影中成熟而严密的蒙太奇结构也给予了小说创作相当程度上的启发，二者在“技”的层面上也的确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再次，站在艺术客体受众的立场上来讲，削平深度、消解形而上意味的庸常生活让人精神靡顿、身心疲乏，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审美欲望及人文理想在平面化的单一生活模式里找不到寄托对象而倍受压抑，这种不受理性支配的“无意识”（弗洛伊德语）往往就只能通过梦幻的形式才能得以表达和释放。而以虚拟叙事为基本特征的小说和电影恰好可以承担起这项“制梦”的责任，二者通过尽情的想象和大胆的虚构编织出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白日梦”，以求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精神愉悦和情感满足。这种使命的同构性便成为了文学与电影实现交流沟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前提。 然而，自本世纪中期电影被时代潮流推上文化前台之后，它便俨然以一种成熟的姿态强烈要求彻底摆脱这种依赖性而实现形式上的完全独立。但正是由于电影与文学艺术内在特质上的上述种种关联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划清界限”，于是电影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努力而转换为以一种恃强凌弱、居高临下的话语姿态来标榜自身的“价值”与“尊严”。与此同时，最初对电影文化的张狂持抵制态度的文学界也逐渐从对影视文化大潮的观望转为默许进而主动顺从。一方面，电影因其大众化娱乐的特质无疑相对文学而言有很大程度的功利上的“优势”：它能使艺术转变为一种产业，更加符合商品社会的运行法则，能更快更直接地使文化产品转换成实质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王朔现象”的刺激下，一直对商品经济持保守观念的艺术家们终于按捺不住“闺房”寂寞之苦，纷纷带着尴尬的微笑向电影圈靠拢。作家可以借助电影哄抬身价，小说也因为被改编成电影作品而倍受青睐，更重要的是，与电影的“结缘”可以直接换取相当程度上物质利益的满足。因此，只能甘当“阳春白雪”、“象牙玉器”的诗歌、散文自然为艺术家所“忍痛割爱”，而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则由于其故事性、可读性，特别是改编成电影剧本二度创作的便捷性而成为大家竞相追逐的“猎物”。此种境况直接导致的后果有其积极意义亦有令人忧虑的一面。作家的关注和参与无疑使电影拥有了更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更大的发展潜力，必然导致电影作品题材及思想上的相对丰富和深刻；而与电影的“结缘”又显然有利于文学借助时代潮流的伟力而重现昔日耀眼的光辉，电影所特有的蒙太奇叙事理念也大大促进了文学形式探索的步伐。然而，由于一些小说家向影视“看齐”的愿望过于迫切，以致于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进行的已并非纯文学意义上的艺术实践，而是在创作中刻意追求故事的新奇和形式的精巧，为了引起导演的青睐和世俗的轰动效应而不惜标新立异，诱人“伎俩”变幻莫测、层出不穷。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许多曾经极富才华的作家自从到影视圈“镀金”一遭尝到甜头之后，他们往后的作品都明显地透露出某种影视“信息”，更像只要稍事改动就可以搬上银幕（荧屏）的“影视脚本”，体现艺术生命力的个性风格、主体意识则一步一步淡漠、褪隐。这不能不说是90年代乃至整个新时期中国作家群体的一种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