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之后”的三种方案 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理论之后”迄今正不断引发热烈效应。这里所说的理论主要指文化理论。理论之后，何去何从?回答是建设“后理论”。让我们先考察几种有代表性的后理论建设方案。 第一种方案当然来自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正是他出版于2003年的《理论之后》引出并启动了后理论探索之途。这本小册子梳理总结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但不认为应就此终结理论，因为理论提供的特定切入角度恰是文学获得有效理解的一条必由之路。拥有精英理论家身份的伊格尔顿丝毫未流露出放弃理论的意思，相反，在诸如“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之类宣示中，他不仅继续谈论客观性与真理，而且在该书第三章最后得出后理论建设之道，即理解理论深陷其中的宏大叙事。换言之，理论之后意味着让文化理论挣脱宏大叙事。 伊格尔顿固然正确指出了现有种种文化理论在宏大叙事方面陷入着某种共同的困局，但他留下的疑点也十分显见。从某个意义上看，文化理论本身不也只能是一种宏大叙事么?按利奥塔的说法，宏大叙事，包括政治性解放叙事与哲学性思辨叙事，属于形而上学话语。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确实呈现出政治方面的积极介入姿态，伊格尔顿本人就认定那种使理论充分区隔于其他社会文化思想的企图只是幻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文化理论因而带有解放叙事表征。同时，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往往在外观上愈来愈脱离具体的文学艺术，热衷于借谈论文艺推销自己，到文艺作品中去试验自己，每每以艰深晦涩的形态引起艺术家与读者的困倦乃至反感，这也使文化理论带有思辨叙事的表征。如此看来，文化理论确实成为一种变相重蹈宏大叙事的知识话语，要求它依靠自身跳出宏大叙事，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失据。因此，我们暂时看不出伊格尔顿这个后理论建设方案如何顺利落实。 第二种方案是被伊格尔顿作为反例提出来的：“反理论”。既然文化理论已暴露出诸多作为宏大叙事的不足，反抗它对于具体文学艺术现象的粗暴干预，便成为一些学者愿意采纳的后理论思路。除被伊格尔顿提到的理查德·罗蒂与斯坦利·费什，受到关注的声音至少还包括理论家兼文学家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我们注意到，最后一种声音并没有一概反对理论阐释，而只是在批评那种动辄以解码为己任的文化理论对文学艺术的丰富意义的僭夺。在此思路下推出的后理论归宿，恐怕只能是回到韦勒克意义上那种以文学原理、范畴与标准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然而，相对于后起的文化理论而言，这恰是理论之前的状态，如果后理论就意味着反对文化理论而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本身(这的确是国内外学界一种共同的声音)，我们又该怎样解释文化理论当初出现的因缘呢?它本就是有鉴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局限而出现的，呈现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但现在又让它倒回到文学理论，它便在不断取消自身成立基础的前提下让自身不断向着某个目标回复，这种回复行为本身便自相矛盾，严格而言是无从谈起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案还极容易滑向习焉不察的极端，即反对理论思维本身。桑塔格们只就文化理论的某种弊端表示隐忧，所进行的反思都有特定指向。另一种尤其来自国内学界的声音却常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这点，流露出对理论活动本身的厌恶与排斥情绪。这是值得警觉的。“理论”(theory)一词来自希腊文“theoria”，与“剧院”(theater)一词同词根，其动词为“去观看”，有别于征服对象为我所用的行为，而意味着一种观察世界的思想活动。从这层意义上说，放弃理论，即放弃人对世界的思想权利，是非理性的。这样的反理论情绪，又何尝不可能落入另一种隐性宏大叙事?道理很简单，从历史上看，反理论情绪作为一种反智论立场，常被权力利用，余英时关于中国思想传统中反智识主义的深刻揭示即为明证。可见，后理论若是沿循反理论的思路进行规划，仍无法为人文思想在21世纪的重度出场奠基。 还有第三种后理论建设方案吗?鉴于上述两种方案或偏重理论的一面，或偏重文学的一面，都存在某种片面性，我们不妨有趣地追问，有没有可能找到理论与文学性的结合地带呢? 二、理论的文学性：一个前沿学术趋势 回答是乐观的。因为晚近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术呈现出一种新变，那就是文学性逐渐渗入和支配理论的书写。 从宏观背景看，这自然可以看作整个现代思想对柏拉图以来“诗与哲学之争”的回响。非理性转向发展出观审、直觉、直观、诗思等现代思路，为诗与哲学地位关系的某种扭转提供着方向。即便是以激进反形而上学姿态出现的解构主义，也着手解构哲学与文学的传统二元对立，德里达发现哲学文本中总存在文学性隐喻，失去后者，哲学将不复存在，他对以一种假象侵入哲学写作的文学虚构深感兴趣。这条融合文学性与理论的思路，在稍后两位美国前沿学者大卫·辛普森与乔纳森·卡勒的著述中得到了充分、深入的展开。 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辛普森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学术后现代和文学的统治》(The Academic Postmodern and the Rule of Literature)。在这本书里，辛普森致力于揭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醒目特征，即文学性话语方式正在并且还将进一步统治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他的分析表明，当身处后现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并非截然相对的两种东西，它们完全可以且应该发生关联，成为一体。文学性的术语概念正成为学术研究也乐于、惯于采用的术语概念，文学批评的一系列方法也正逐渐走进人文学术研究视野。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后现代学术著作也开始频频使用文学方式，例如讲故事。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批评诸学科领域，均不同程度地以讲故事为学术论述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历史学，其叙述大量使用文学擅长的混淆真实与想象的叙事方式，例如在文学修辞意义上对各种细节的叙述，以淡化历史的距离感。在哲学与其他领域的学术书写中也出现了文学方式，文学性隐喻等元素在哲学书写中屡见不鲜，都印证着德里达的上述判断。此外，受到后现代学术推崇的基本方法，还包括自传、商谈及维持商谈的趣味性奇闻逸事等。自传是文学常用体例，如今也被以相仿的形式运用于学术书写中。所谓商谈，即学术写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后现代学术以丰富的想象力智慧，来最大限度地维系这种对话的有效性，不能不借重文学性的想象能力，它带来理解的亲缘融合，营造出一种类似于读文学作品时惯会获得的体验。而在商谈中，奇趣逸事充当着重要的兴奋剂，发挥着刺激商谈进程的作用，以文学化的戏剧性方式增进对话双方的沟通，实现学术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