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3)03-0133-04 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是针对它当时的价值状况以及就一般理论层面而言，是要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言说的深刻性和有效性。而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则是要求回答中国传统文论在今天文论建设工作中，可以有什么样的建设性影响，有助于我们在认识文艺现象时有一种陌生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当今世界的文论批评的建设中有效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在此，本文主要辨析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国文论重建的必要性 中国文论的重建是否为一个真命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重建”，如果说重建只是恢复过去的状态，那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万物都处于流变之中，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上有些东西，一旦它们被创造出来，以后就不能再以同样的方式再次创造。譬如古希腊神话创造于古希腊文明时期，后来人们虽然进入到更先进的文明阶段，却创造不出古希腊神话这种文艺作品。可见，重建必须有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重建应该被理解为重构、重组，相当于化学元素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分子的重新组合，相当于生物机体在进化过程中各种器官在作用方面的重新配比，也相当于人类社会中，一些历史活动的重新发扬。比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重新发扬，尤其是肯定了古希腊那种挑战自我及祈祷和平的美好愿望。可见，这里的重建是继承过去的一些方面，而不是简单重复过去。那么这样意义的重建为什么需要提及呢？试想，当人们已经有了性能良好的枪炮之后，弓弩作为武器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时再去进行完善弓弩的研究，显然就没有什么意义。这里提及重建中国传统文论的必要性，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显示出来。 1.加强各民族理解和交流的需要。这种交流的重要性不只是有利于世界的和谐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消除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误解，实观相互宽容。譬如，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强调民主、自由、和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但是这种政治基础在利益原则的挤压之下可能产生一种严重扭曲。19世纪美国的南北战争关于黑奴的民权问题，其实就是要不要把欧洲移民之间已经贯彻的平等自由权利应用于黑人。与其说是黑人的肤色成为问题，不如说是部分白人集团的利益要求黑人作出牺牲，这种对于平等原则的破坏有着文化的差异作为掩护，似乎破坏不至于危及到整个社会的机制。当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采取了种族歧视的态度，可是法国的人道主义思想家，坚持法国大革命价值观的学者瑞南(Renan)在《理智和道德的改造》中认为： 在我们这里，一个普通人往往都是被降低了等级的高贵人，他的强有力的大手更适于持握剑柄而不是那些卑下的劳动工具，他所选择的不应是劳动而是战斗，即回归他的第一身份。主宰人类是我们的天职。将此颇费气力的行动施于那些亟待征服的国家，例如中国。让那些敢于扰乱欧洲社会的冒险家成为祭坛上的可怜的供品，像那些法兰克人、伦巴第人或诺曼人，让每个人都有适得其所的角色。上天创造出一种劳作的种族——中国人，他们具有绝妙的劳动技巧，而几乎没有什么荣誉感。中国人被公正所统治，并被榨取利益，作为回报的则是辅佐他们拥有便于此道的政权，对于征服者的种族来说，这是个大便宜，而中国人也会很满意。……在欧洲，每一次反叛或多或少都是由于一个应该拥有英雄战绩的军人的呼声没有得以实现，而你却将一个与其种族使命相反的任务——当一个可怜的劳动者——甩给一个优秀的军士。但是，我们的劳动者会造反的，那种生活对于中国人或埃及的农夫来说则是一种乐事，因为，他们生来就完全没有军人的血液。让人人各得其所，一切就会太平。[1] 这一段文字充满了欧洲殖民主义的高傲感，对于中国人有着极其蔑视的态度，相信作为中国人都会感到一种义愤。我们不会认为每一个欧洲人或多数欧洲人都持有瑞南这种思想，也不会认为瑞南的思思只是由于文化偏见所致，这里有着利益要求的原因。然而，如果我们对于瑞南的言说保持沉默，那就等于是表示怯懦。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关于“礼”的思想，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社会的既有统治。道家关于“天道”的思想，使得人们对于生活中的不幸容易归结到命运的安排上，并且乐天知命成为个人修养的一个方面。再加上佛教思想关于“来世”、“前世”的因果报应的说教，观实生活成为个人修业的一种途径。因此，一般说来，中国人可能不如欧洲人那样容易反叛，但是这完全不能作为中国人应该受人统治的借口。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观念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我们有必要让世人知道，中国人并不愿意被人欺负，这种声音可以通过政治的方式发出，也可以通过文化的声音发出。重建中国传统文论，有助于发挥中国文化的作用，有助于在世界文坛上表达一种中国人的审美感受，从而使得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们，也能够从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2.文艺自身的需求。中国文艺有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也有着光辉的成就。不过，中国文艺在近代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向，即由受前代传统的纵向影响变为受西方文化的横向影响，这种转变使得中国文学便于传达新的思想，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气，但是也有一些缺乏根基的弊端。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者张耀翔从心理学角度批评了当时新诗的不足。他发现，欧洲一些著名诗人包括莎士比亚、但丁、弥尔顿等人的诗作，惊叹号使用的频率是每千行39个，而当时中国发表的新诗，每千行达到了232个，大约6倍于欧洲诗歌，就是说，中国新诗以欧洲文学作为学习榜样，但是实际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欧洲人情感外露，中国人大多情感内向，可是惊叹号使用上中国新诗却大大超过欧洲诗歌，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写作往往没有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创作技巧，硬是以惊叹号表达感情。张耀翔还对惊叹号使用中常用的语气助词进行了分析，其中有6个常用词，即了、啊、呀、哟、吧、呢。他认为这些词的风格完全不同，不应该简单地混用。“了为过去之词，啊为挑夫出力之声，呀为婴儿学语之声，哟为病夫呻吟之声，吧为放弃之词，呢为各处土音”，“不图皆为新诗闻之新诗人可谓以一人而兼为老者、苦力、婴儿、病夫、悲观厌世者、乡下土人”。[2]张耀翔对于中国新诗的症结诊断是否恰当可以商榷，不过有一个值得认真汲取的教训，那就是中国新诗在张耀翔指出的弊端背后还有文化根基的厚度问题。当新诗在表达那些使用惊叹号的情感时，其实有一些属于欧洲人的情感意象，譬如英国诗歌的“玫瑰”蕴涵了丰富的情感色彩，而中国人可能需要用“蔷薇”体观才合适。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文艺创作必须要以文化内涵作为依托，而中国传统文论的重建就可以既有传统的根基，又能适应今天的变化，使得我们的文艺创作少走一些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