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7)01-0117-18 文论曾长期依附于哲学，所以谈论文论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谈论哲学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中国古代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答案则是否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中国古人没有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思维方式，反过来说也是如此。思维方式不同，学术的性质、意义就不同。同样是高度进化的、具有很高文明程度的人，何以会有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那是因为在其思想源头之处，那些引领潮流的思想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不同，因而其思维指向就不同。所谓思维指向也就是思维的动因，是决定一个人为什么如此思考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古代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思维指向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面临着完全不一样的社会的和自然的状况，有着完全不同的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 简单说来，在雅思贝尔斯所说的那个“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百家争鸣的中国先秦时期和哲学大繁荣的古希腊时期，迥然相异的社会与自然状况激发着彼时一流的大脑去思考完全不同的问题。在中国，延续了五六百年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贵族制度崩溃了，人们长期奉行的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被破坏了，这不仅导致了天下大乱、战争频仍，而且让人们无所适从，在精神上彷徨无措。于是在乱世中产生的知识阶层就全力以赴去思考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动荡问题与精神无所依托的问题。故而诸子百家尽管各道其道，众声喧哗，但归根到底均可统摄于解决社会问题与个体精神问题两大系统之中。社会的有序化与心灵有所依托就成为先秦知识阶层，即士人们的基本思维指向。其他事物，诸如天地宇宙、自然万物都是作为这两大基本思维指向的关联体才获得关注的。这也就为后世2000多年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确定了基本轨迹。以智者学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们没有遭遇先秦士人阶层那样的社会大变局，尽管也多次发生过波希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但都没有破坏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借助于航海的便利，希腊人早已习惯了对诸如埃及的宗教、波斯的哲学、腓尼基的文字、巴比伦的天文等各种知识的接受与综合，渐渐养成了探索世界奥秘的强大冲动。正是基于这一冲动的普遍性，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才会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①认识未知世界，这就是古希腊人的基本思维指向，也是2000多年中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指向。 一、中西学术思维方式之主要差异 关于这个话题，清末民初以来，不知多少学者都已经谈论过了。例如梁启超指出： 我国学者，凭冥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统系之说；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严谨，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缺。故我之学皆虚，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年而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盖以此也。② 这里确实揭示出中西学术思维方式方面的一些重要差异。在当年那个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的特殊语境中，在极力倡导维新的改良家梁启超眼里，中国古代学者的思维方式自然是落后的。以史学为主业的梁启超持这样的观点，受过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的冯友兰就更是如此。在冯氏看来，只有那些可以运用逻辑的方法说清楚某种道理的言说方可称之为哲学，至于“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都算不得哲学方法，凡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清楚表达出道理的言说都算不得哲学，也算不得学问，只能是一种经验。③这就预设了逻辑推理、论证的方法之于哲学的绝对必要性，也就排除了在哲学研究中运用非逻辑推理的可能性。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看中国古代哲学自然也就更多地看出不足与差距： 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哲学，大有逊色……西洋近代史中一最重要的事，即是“我”之自觉。“我”已自觉之后，“我”之世界即中分为二：“我”与“非我”。“我”是主观的，“我”之外客观的世界皆“非我”也。“我”及“非我”既分，于是主观客观之间乃有不可逾之鸿沟，于是“我”如何能知“非我”之问题，乃随之而生，于是知识论乃成为西洋哲学中之一重要部分。在中国人之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④ 这里所说的“‘我’之自觉”显然是指自笛卡尔之后西方近代哲学“主体性”的确立。由此而形成严格的“主客体二分模式”正是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基础。在此基础上，被哲学史家称之为“主体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得以形成。而反观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主客体二分模式”，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主体形而上学”，亦即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的传统。在冯友兰看来这正是中国哲学“大有逊色”之处了。冯先生的观点在中国现代以来的哲学界是有代表性的。相近的见解也见之于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 但我们虽推崇严羽的那样有条理的《沧浪诗话》、范德机的《木天禁语》、徐祯卿的《谈艺录》、叶燮的《原诗》，我们却不以他们都是完全纯美的，都可以和欧美诗学的书籍相抗衡的；我们不过是以他们是有建设“诗学原理”的意思罢了。所以我们现时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的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这个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这就是本书以下几章所要努力的事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