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76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多事之秋算起，新时期文论已走过了整整22年的不寻常的路程，22年间所凝聚的历史内涵也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值此新旧世纪、新旧千年交替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都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对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变化，做出有理论深度的总结，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本文拟从新时期文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入手，从一个侧面对新时期文论进行一点所谓的反思，希望能有助于当前的有关讨论。 一 关于新时期文论的特点，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若从现象形态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着新时期文论20余年发展历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西方20世纪文论的引进和借鉴。这种对西方新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以后，曾两度达到高潮，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即使与“五四”时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新时期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是在全新的历史境遇中展开的。如果说世纪初的一代学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是因为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旧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双重挤压的缘故，那么新时期向西方的探求和学习则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中起步，并逐渐走上高潮的。然而，无论是世纪初，还是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体现着同一个现代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20余年来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大规模引进到底给新时期文论带来怎样的影响？应该说，这影响是深远的，同时又是复杂的。让我们先从积极的方面讲。我们知道，从历史渊源上看，新时期文艺理论是上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而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二三十年代，经过瞿秋白、鲁迅、冯雪峰、胡风等老一代理论家的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广为传播并扎下根柢。到了40年代，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和解放区文艺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形成，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对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继而又取得了独尊地位。50年代中后期，受极左政治路线和苏联模式的双重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加紧学科规范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了教条主义乃至政治实用主义。“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以文艺起家，把文艺批评和理论作为其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践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几乎陷入了全面停滞和僵化的境地。 以“四人帮”的倒台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们所鼓吹的阴谋文艺和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文艺理论，也于倾刻间土崩瓦解，真正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扬。但是，由于“四人帮”长期的干扰和破坏，文艺领域又是重灾区，积重难返，后遗症颇多，当时的文艺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庸俗社会学倾向、极端的政治化倾向、独断论倾向，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文学创作就难以获得真正满足时代要求的突破性进展，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打破原先的封闭状态，向外部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再加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一大批中青年学人率先发起了向西方现代理论学习和借鉴的热潮。由此也决定了这种学习和借鉴对新时期文论的积极影响和重大意义。 概括地说，新时期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几次大的转向，都与对西方现代理论的引进和学习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几次大的转向都体现了历史的要求，都是新时期文论内在地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若从外在因素分析，就不能不看到西方现代理论所起到的积极的先导和激发作用。例如，新时期文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政治附庸地位的挣脱以及由“他律”转向“自律”，就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的引入有关。因为上述文论的引入使理论界对一向忽视和排斥的文艺形式问题、文艺内部规律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对学科的独立性有了较清醒的理解和自觉，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文学理论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独立地位的强调和追求。再如，新时期文论发生过两次研究重心的转移。一次是由客体向主体的转移，一次是由作者向读者的转移。前一次转移显然与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主体论的文艺理论的引进和传播有关，而后一次转移则分明是学习和借鉴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读者论的文艺理论的结果。主体论的文艺理论突出和强化了文艺的主体性问题，使主体的创造能力和创作心理都得到了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读者论的文艺理论启发了理论界对读者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读者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积极的创造性因素，取得了与作者同等的地位。这一切就为上述两次研究重心的转移从理论上铺平了道路。又如，新时期文论的“多元并存”格局的形成也得力于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形形色色的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蜂拥而入，尽管令人眼花缭乱，有些无所适从，但也大开了人的眼界，活跃了人的思路，人们逐渐适应和学会了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交叉透视文学现象，而且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相互容忍各自的存在和发展，这就从思想方法上打破了过去理论研究中的“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局面，促使新时期文论从“一元独断”逐步走向了“多元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