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时先生的文章《文学本质新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四期），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冲突”，“文学反文化，超文化的性质”，容易引起误解。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文学本身只能在文化之中，文化的概念天然地囊括着文学，正如水果的概念天然地囊括着苹果一样，又何来其“反”、其“超”呢？当然，杨文的真意在于拈出“文学作为特殊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异质性”，“文学作为异质文化的反文化性和超文化性”。说得再直截了当一点，就是文学与文化观念、文化体系的冲突，以此来界定文学的本质。 文化的定义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题目，一般而言，文化作为一种人类自身发展积累下来的东西，尤其是成为文化观念和文化体系后，就对人和人类既有推进、解放的一面，又有封闭和禁锢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确有着打破封闭禁锢的作用，而且越是杰出的作品，这种冲击和批判的力量往往就越显突出。但是，反过来看，促成和维护某种文化观念、文化体系的例证，在文学史上也不罕见，那些一方面在对某种文化观念和体系进行批判和消解的文学，另一方面也在刺激催生或维护着与之相对或相异的文化观念。所以，无论是批判消解或是引导维护，文学恐怕总是如来佛手掌中的孙悟空，横竖出不了文化这个范围。 文学的本质，无疑只能在文化中得到解答。杨文意欲强调的重心可以感受到，但选择“文化的异质性”作为突破口不但在逻辑上窒碍难通——他所言仍是文化内部的冲突，更重要的是他的本质论仍然是一种寻找观念上差异的思路。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本质论，这种思考总认为文学是某种本质的载体，总不由自主地考虑它与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文化的或合或离的关系。区别只在于这种观念内涵本身是什么，要辩明这种观念的思路是不变的。然而，这种讨论很难说明问题，理论家颇为自信地拈出的任何一种“本质”，而且自以为有着足以服人的例证，但事实上总会面临大量的反例和复杂情况。你拈出“文以载道”，我强调“缘情而作”；你当年强调“政治”，我现在有“生活”；你在讲“文化”，我提出“反文化”，任何论证或反驳都可以找出许多例子来。 所以，探讨文学的本质，从观念辨析的角度，从抽象抽取的角度，从固态的角度，都是捉襟见肘的，事实上也都是非文学的态度。我们需要的是理解文学本身作为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现象的存在，理解它作为感性、作为流态的存在，观念内涵只是这种存在带来的效果和意义。 一、面对存在 无庸讳言，无论创作还是接受，文学的确都有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对作家来说，有“载”的一面，对接受者来说，有“取”的一面；但这种“载”和“取”，却只是文学的功用，而非文学的本质。本质的追索，不能成为面对文学存在本身的思维上的遮蔽，成为一种抽象化。文学本身是一种精神活动、精神现象，是这样一种存在，这种存在超越了任何“本质”，它必须以自身的存在状态为根基并得到说明。我们应该从本质论回到存在论。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的深邃思考强调“此在”——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是有启示意义的。 事物本身，生活本身，人本身，就是存在。存在表现为万象纷纭的感性和现象，人们觉得无从把握，不胜其烦，于是便提出找到、抓住存在的“本质”。久而久之，随着存在问题被归结为本质问题，随着存在论演变为本体论，人们就忽略乃至遗忘了存在问题的原宗，忘记了存在其实大于本质，忘记了存在的第一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那句极富启示意义的名言“现象比规律更丰富”，也成为抛开存在来抽象本质的铺垫。 存在并不是存在者的抽象普遍性，而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它不是什么实体性的东西，不是指存在者的“什么”，而是存在者的“怎样”。而且，这种存在方式不仅是指某种现在存在的方式，而且是指可能存在的方式。如果说，在逻辑和推理的科学领域内，我们用“本质”来抽象“存在”，是为了求得方便和效率，也有着较充分的根据的话，在文学的世界里，它本身的丰富、微妙，它本身的生命和灵性，却只会也只能体现在它的存在之中。托尔斯泰曾被人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思想，他的回答是：要指出小说的意义就必须把整个故事复述一遍。谈论文学，真正严谨、真正文学的态度就是承认文学作为一种存在的存在，去面对它，感知它。这本身就是理解它，也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它。 文学是人的精神现象、精神活动，而且是以最丰富微妙、内涵最无法穷尽也难以定性的形象和情感来展开的精神活动。它的丰富感性和现象，就是它的本质，舍此之外，或者说虽然也由此出发，但仍要去寻找或者“挖掘”某种可以抽象出来的“本质”，貌似深刻和精炼，却是把精神活动变成了工具器物，及其工具器物之用。以“反文化”来归纳“本质”，事实上就是文学视为了一种冲击、破坏、消解的工具。抽象出文学作品的主题或意义，集合归纳起来，概括出某种“本质”，这实际上假定了有着某种凌驾于作者和读者之上的精神客体，设定了艺术是真理的某种方式的媒介。即使是作家的目的、用意，作品的效果，也都无法替代文学本身的存在。莎士比亚和《红楼梦》这样的例子不必说了，举《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新近由小说改编为电影的例子：物质匮乏，敬业精神，生存韧性，职业素质低下，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功利中的温情，童心真挚……任何类似这样的提取，把所有的这些抽象集合起来，也无法穷尽电影本身那种感性的、现象的存在。这不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一言难尽”的问题，不是表述性质的问题，而是文学这样的精神活动本身不是“本质”而是“存在”的问题。 二、面对感性 对于人的理性能力来说，追索“本质”总是有着极大诱惑力的。这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思辨的乐趣。但这种诱惑和乐趣，遭遇文学时，却往往成为面对存在本身的思维上的遮蔽，甚至是以思维取代感受和体验这一面对感性和现象时最正当的、也最切实、最有效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