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潮作为社会文化思潮的高级形态，是对现代性发展的理论回应。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主流是启蒙主义，而学术思潮也以启蒙理性为主导，具有肯定、争取现代性的倾向。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启蒙主义退潮，各种反现代性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兴起。中国当代主要的反现代性学术思潮有二，一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二是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是新左派的理论基础，是其进行现代性批判的武器，但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新左派的范围，在学界有广大的市场。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存在着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上的弊端，而学界对此则缺乏应有的警惕与批判。为此，有必要对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反思。 后殖民主义在西方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它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现代性，反对全球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它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构造了“落后的东方”形象，而东方民族也接受了这种话语，被西方文化殖民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肇始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认为，东方形象是西方塑造出来的，“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由于“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他明确地说：“我本人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正是东方学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①作为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全球化的弊端。但是，作为一种学说，它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种理论把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与殖民主义等同起来，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立起来；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否定西方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遍的价值；在批判现代性弊病的同时，完全否定了启蒙理性和它的普遍价值，否定了历史的进步，也否定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存在。 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横移到中国以后，由于时空错位，其弊端更为突出，成为反现代性反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在中国现代性进程面临困境的艰难时刻，后殖民主义充当了现代性的终结者角色。在1994年，一些学者就提出，中国进行的现代化是“他者化”，历史证明了“‘现代性’伟大寻求的破灭”，并主张用“中华性”取代“现代性”，而所谓“中华性”就是“用中国的眼睛看世界”②。现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已经渗透到各个人文学科，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后殖民主义理论主张反思、批判“五四”以来包括新时期的启蒙主义，认为启蒙主义是接受西方后殖民主义的产物，国民性批判是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话语，中国被西方文化他者化了。这种思潮所及，中国的现代史被改写，中国的现代性被颠覆，中国的发展前景出现了危机。从学理上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有如下谬误：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屈从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从西方接受现代性，仅仅是片面的被给予——转述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还是文明对话和实践选择的结果？现代性来自西方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仅仅是被动接受，更是主动选择。鸦片战争以来，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接受，而是由抵制、反对逐步到接受、引进。中华民族接受“洋鬼子”的文化，批判自己祖宗的文化，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实践，进行了痛苦的探索和思考才作出的选择。在鸦片战争前，中国自认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视西洋人为蛮夷，因此拒绝向世界开放。鸦片战争失败后，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物质文明落后，西方的物质文明优越，遂有学习西方工业技术的“洋务运动”。但此时，中国的洋务派(不要说保守派了)仍然认为中国政治、伦理优越于西方，坚持“中体西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进一步意识到专制主义的中国政治文明落后，民主主义的西方政治文明优越，遂有取法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之举。而同时，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坚持中国精神文明优越于西方(如当时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都这样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失败，一些知识精英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的国民性落后，遂有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现代文明(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中国人终于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长处和自身的短处，并且为了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批判传统文化，接受现代性的选择。于是，才有步步深入的争取现代性的运动——从学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到学习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再到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新的闭关锁国，建设现代性的任务受阻。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产生了新时期的启蒙运动。它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方向，引进了市场经济(物质现代性)，推进了科学、民主的建设。可以看出，贯穿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不是中国消极被动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而是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地引进现代性的历史。把中国的现代性选择轻易地描述为转述西方殖民主义话语、屈从西方文化霸权，无疑抹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思想智慧。总之，中国的现代性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主动的历史选择；是文明对话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地看作被“制作”或者“驯化”的产物。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由于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产生了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且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和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开展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我，被“他者化”了。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启蒙运动及其开展的“国民性批判”，究竟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还是被他者化、后殖民？按照文化学的理论，任何民族只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看待他民族文化，必然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倾向，因而一定导致民族偏见，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而只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开放、对话、交流，才有可能克服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对他民族文化的对象意识。旧中国闭关锁国，自以为天朝大国、世界中心，它没有世界意识，也没有自我意识；它认为孔孟之道、宗法礼教是万世不易的绝对真理，中国文化是唯一的文明，而“西夷”的文化是野蛮的：科学是“奇技淫巧”，民主是“无父无君”。只是在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以后，才有了参照物，中国发现了另一种文明，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了反传统的自新、自强运动。五四启蒙运动以及新时期的新启蒙运动从西方引进现代性、批判国民性，正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镜，发现了自我；特别是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发现了科学和民主，而意识到中国旧文化的反科学、反民主性质，以及中国人素质的落后性，从而开始了从“立人”到“立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国民性批判”的起因。这就是说，以国民性批判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不是所谓“他者化”，而是获得了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并且产生了现代化的要求。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借鉴，中国就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世界意识，更不可能发生从启蒙到革命的一系列现代化运动，就可能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