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纪的遗产 回顾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我们可以想象，正在大学里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们面对学生时，脸上有着怎样的尴尬。我们还可以想象，当有人将《射雕英雄传》也列为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时，金庸先生内心有着怎样的惶惑。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老教授无可奈何地对学生们说：由于研究对象的规定，你们不得不仔细阅读、研究许多品味不高的作品，时间久了，会使你们的鉴赏力下降。所以，你们在研究之余要经常阅读一些外国大作家的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等。 当然，人们还在找各种各样文学以外的问题，来作为继续从事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对象。比如，研究《子夜》与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史的关系，研究《家》的反封建、争自由的主题，研究《骆驼祥子》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市民个人主义夭折的原因，研究周作人为什么当了汉奸和隐士，研究沈从文为什么迷上了古代服装、钱钟书为什么钻进了故纸堆。近几年还有人有用读批评的方法重新解读《三里湾》、《艳阳天》和歌剧《白毛女》等作品，无非是想说明意识形态如何侵蚀了文学和“人”。这两年，许多人干脆离开文学领域，转而去研究顾准的日记和陈寅恪在中山大学的那段生活，以及相关的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的确很成问题了！）。所有这些工作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但与文学的意义不相干。这些现象的出现，只能说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并不在文学本身。 现代文学研究者最大的尴尬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拿叙事作品来说吧。你面对着一大堆一大堆的作品，先免谈审美鉴赏问题，而是对所谓的学术研究而言，你的专业知识根本用不上，你无法从审美的角度，尤其是从叙事诗学的角度来谈论它们，你被迫不得不使用许多专业之外的术语：文化、道德、启蒙、批判、民主、科学、权力、反抗……弄得这个学科身份十分可疑（不要把它与当代西方流行的“文化批评”相提并论吧）。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所谈论的那些社会问题、思想问题，都无法从具体客观的“文学形式”这个角度切入，而往往只能直奔主题。这岂不是越俎代庖地闯入了文化史、思想史领域？（同样，中国作家也很喜欢写“问题小说”。）在1997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名誉主席佛克马呼吁文学研究者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形式，并说：“文学把对于过去的纷乱的记忆塑造成某种特定的形式。文学形式是令人信服的，……文学形式又是令人难以忘却的，……文学之所以具有某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因为它不同于历史和新闻报道。”(1997年12月2日《文艺报》）这些观点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是不合适的。 八十年代中后期，现代文学研究界曾经有过“重写文学史”的提法。文学史当然可以不断地重写，就像中国的历史也经常被重写一样。可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写，却必须绕开一个死胡同。这个死胡同就是——注重文体史、风格史、对“人”的诗学意义的表达史这样一种文学专业的视野。我们必须无奈地放弃这个奢望。看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几乎谈不上审美愉悦功能的文学的研究工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去读一读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就知道，它们也叫文学！所以，那些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并倾注了自己全部才华的专家学者们，完全有理由得到职业道德奖。 今天，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中国文学的二十世纪是一个没有经典的世纪！ 本来，在文学史的长河中，一百年没有经典作品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鲁迅先生就说：“在中国……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那我们就读老经典吧。但二十世纪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旧经典的价值遭到强烈的质疑，新经典又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的确给当代人，尤其是这一领域的人文学者带来了深深的不安。于是，他们便“翻箱倒柜”，到处寻找优秀作品；先是发掘了沈从文、钱钟书、路翎等人作品的价值，接着找出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又过分抬高张爱玲、徐訏、无名氏等人作品的价值。 今天中国文坛之所以如此混乱，没有经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以致浮躁、狂妄之风四处弥漫（有些人开始还只说自己是鲁迅，因为这老头子也没有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嘛；后来干脆要以托尔斯泰自居了）。这种局面的出现，无疑不仅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且是中国文化“断裂”之后的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危机、价值混乱在文学中的表征。一部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过去的审美传统和对未来的审美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某部作品中的体现。这样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分裂了的过去和将来之间，凭着自己的全部意志力，充当了一条拉索的作用。当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太大，以至于仅靠一个作家的人格力量，或仅靠短短的时间而不能将那断裂弥合，自然就不可能有经典产生。 更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学者和读者在拼命地寻找和渴求经典，而西方当代文学中，其所有的传统经典都被视作话语权力的一种，成了要被解构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这颇像本世纪初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反传统运动，也是将老祖宗一概否定，但本质上却相差甚远。“五四”新文化运动将中国几千年来所确立的“经典”，顷刻间瓦解得体无完肤。但“五四”的先驱们反传统的目的在于反“吃人的历史”、“吃人的礼教”，想使没有人之地位的“沙聚之邦”成为“人国”（鲁迅语）。就在他们高扬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所确立的科学、民主大旗之时，西方反传统的非理性思潮正风起云涌。一个世纪之后的今日，西方人对传统经典的破坏更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人的主体是一种假象，作者死了，文学文本根本没有一种确定的意义，阅读就是为文本创造出无限多的、但没有同一性客观尺度的各种意义等等。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已经不是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的问题，而是艺术消亡与否的问题了。这里要说的是：近代以来，西方的有经典而拆解、拒绝之，与中国的求经典而不得，决不是一回事；并且，当代西方文学，与鲁迅先生当年“别求新声于异邦”时的情形也已是南辕北辙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况，而不能去轻信那些喜欢新潮的“跟潮虫”们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