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他所著的《文史通义》里提出过一个问题，他说，史学家能不能为文章之士这一特殊的群体，写出一种特别的历史，就像司马迁、班固曾经在司马相如、扬雄“列传”中做过的，记述这些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展示他们的赋作，使“文苑必致文采之迹”。他在《诗教下》检讨说，自从东汉以后，《史记》、《汉书》的传统似乎就中断了，史学家越来越失去了对付日益增多的文人及其作品的办法，史部与集部的距离渐渐增大，史书里的《文苑传》名义上是为文士而立，文士的作品却连同其事迹被一再简化，最后仅剩下干巴巴的、对于文章之士毫无意义的官阶贯系，“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章学诚因此问道，在如今隔膜已经很深的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中间，史学家是不是还应该去寻找对话与沟通的路径？ 以章学诚作为这个话题的开头，是因为下面就要谈到的，他在《文史通义》里提出的史学理想，百年之后似乎有了回应，这里边最有代表性的答案之一，便在二十世纪出版过数百种的“中国文学史”中。不过由于学科变化的缘故，在章学诚时代，这问题涉及到的原来是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间的关系，后来变成了史学与文学间的关系；起初，这一问题的提起，针对的是史学家，后来则是由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担当起了解决它的任务。恰如这个世纪的人们普遍理解的那样，“文学史”正是结合文学与史学的一种学问，文学史的编纂，其核心正在于完成对文学包括文人、文章及与此相关的现象的历史叙述，因此，“文学史”这一舶来的著述体裁，至少可以说是接近于章学诚理想中的那种史书样式，至于文学与历史能够在这个时代借助于“中国文学史”的形态，实现它们的对话与沟通，关键还在于在这两个学科自身的转变过程中间，产生了一些促使它们互相接近的因素： 首先是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传统史学遇到了科学史的强力挑战，以政治为核心的历史观念逐渐瓦解，史学研究的重心向着范围更广的文化领域倾斜，其中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和胡适一班人所热心的“国学研究”（注：1923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177-18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本，1981年版）中指出，将来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扩大古学研究的范围，打破经学牢笼，将历史的眼光扩至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就都是要以文化史观取代政治史观，以多种领域的历史描述取代唯帝王政治为中心的历史描述。史学研究者相信，由经济、制度、艺术、宗教等各个角度进行分门别类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史产生的必要前提，而文学的历史，恰巧也就是笼罩在这新的史学景观中的一支，文学史当然属于其中的范畴（注：谢无量即说文学史“属于历史之一部”，见其《中国大文学史》第一编43页，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版。以后顾实、穆济波、胡怀琛、郑振铎、胡云翼……都有如是说。游国恩称“文学史之号为专史者，盖对普通历史而言，与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等史同科”，见其《先秦文学》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在历史学者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一书里，以小说、戏曲为主的俗文学史研究，也被当作史学界的成果赫然在列。）。 其次是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趋向。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的文学批评也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批评的挑战，人们开始感到传统批评只可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主观性妨碍了中国文学的“有系统的研究”（注：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识语》，载《改造》4卷6号，1922年2月。郑振铎批评传统的文学研究说，譬如作品，“一向是以鉴赏的漫谈的或逐句评注的态度去对待它的”；譬如作家，也只有年谱一类的东西，“详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游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的文学的，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有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词’或‘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至于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的研究，却大家都不曾梦见。”见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2页，上海书店复印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1981年。），于是希望能够“采用已公认的文学原理与文学批评的有力言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源流与发展”，“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园地”（注：见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顾实也曾说：“又今世通谈，以文学与科学相对立……然属于文学研究者，则仍科学之事也。”见其《中国文学史大纲》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1932年版。）。在这个时代，尽管人们把文学当作人类情感的产物，却认为文学研究同一切学科研究一样，应当具有科学的性质，应把客观、真实当做其价值衡定的标准，尤其是古代文学领域，人们觉得既然过去的文学在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对它的研究当然就要“始终站在历史的观点上”（注：见方光焘《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任务是一样的吗？》，傅东华主编《文学百题》333页，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周作人也说过应当“以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文学史，参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7页，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要致力于对文学历史真相的考察和再现，而这样一来，文学史在其研究手段和目的上，有时就与历史学自然达成了一致（注：在曾毅编写的文学史书里，已经效仿日本按照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分期，划分了文学史的阶段，参见其《中国文学史凡例》，上海，泰东书局，1915年版。以后鲁迅提出要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先该有一部立场观点正确、材料切实可靠的中国通史作为参考”，参见王士菁《谈鲁迅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方法》，《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北京，中华书局。而素有“按照传统的文学概念来著作”《中国文学史》之称的钱基博（周振甫语），也称文学史“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是属“科学之范畴也”，“其文则史”。参见其《中国文学史自序》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