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多部代表性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可以说是风行一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批评家”以及“后现代理论家”等诸如此类的称谓，连同他的数目众多的书籍，使得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名字似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代名词。然而，细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詹姆逊的学术研究跨越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等诸多方面，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直是詹姆逊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三部曲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本人一再申明，其学术生涯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他的大学法国文学的专业背景决定了他最初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取向。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开始，詹姆逊连续写作了几部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三部曲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年)、《语言的牢笼》(1972年)和《政治无意识》(1981年)。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年)是詹姆逊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初尝试。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首要的是关于经济、历史、社会和革命的理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散见在论著中的关于文学的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开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存在决定意识，文学的本质是建基于人类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有把文学放在社会现实的大框架内才能真正地理解文学，由此，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要求从构成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结构中寻求文学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詹姆逊本人不仅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问题，二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于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三是文学的表象问题，①而且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身体力行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应该说，作为一位美国学者，詹姆逊在20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现出情有独钟，在当时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当他向美国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在美国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那种混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英美哲学”。② 对于这种产生于美国本土的带有浓重实证主义色彩的标榜为“我们自己的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思维类型，詹姆逊是十分反感的。在他看来，像英美分析哲学这样排斥思辨重视经验的思维类型在思维上是存在明显缺失的，其导致的政治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这种传统的反思辨偏见，它对个别事实或事件的强调，是以牺牲该事件可能寓于其内的诸关系的网络为代价的，它继续鼓励对现存秩序的屈从，阻挠其追随者在政治上进行联想，特别阻挠他们得出本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③因此，对于处于英美传统影响范围内的人们而言，引入迥异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着重思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理论，学会辩证思维，掌握辩证文化的基本原理，以及它所提供的基本批评武器，“已是当务之急”，因为“马克思对于个别艺术作品的强调，以及它们对他所具有的价值，远远不是个人的人格问题；从某个方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进行更加精确的鉴定。”④故此，詹姆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追溯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历经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席勒、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人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文学史观，并特别强调尽管此书涉及了大量德、法辨证文献，“然而，本书并非哲学，而是文学批评，或者起码是对文学批评的一种准备。”⑤该书的副题“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也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继《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之后，詹姆逊很快推出了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部力作《语言的牢笼》(1972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上，对20世纪初新出现的以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学语言学批评模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评判。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代表的文学语言学研究范式，有人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它在重蹈哲学史的老问题的覆辙，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甚至是黑格尔之前那些我们今天已无须再操心的思想窘境和谬误之中”⑥，但詹姆逊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而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以语言的组织和状况为其内容，提供了一批新的材料，使老问题以新的、未曾预见过的方式重新提出”，以意识形态为理由将其“拒之门外”就等于“拒绝把当今语言学中的新发现结合到我们的哲学体系中去这项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并不否认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语言性质揭示给予文学研究带来的“启发性的见解”和“丰富的想象力”。⑦不过，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将文学视作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足封闭体、把文学研究单纯地归结于语言分析的做法，詹姆逊同样提出了批评，因为尽管语言是人类意识活动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研究的语言视角不是关注语言本身，而是探讨语言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一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必然生发出来的”。⑧从内容上来说，《语言的牢笼》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为共时性的理论分析，一为历时性的理论建构，这本是两种截然有别的研究思路和范式，但詹姆逊却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消化和吸收，实现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成为“能够涵盖所有相互对抗、差别甚大的批评方法的不可超越的视野”的理论雄心。 进入20世纪80年代，詹姆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政治无意识》(1981年)的写作，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和“表象”理论。在本书的前言部分，詹姆逊指出在文化领域存在两种研究：一种是以美英新批评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对某一特定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本质的研究，研究其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其各种语言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及其美学的特定环境功能。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对文化文本进行阐释性研究，这种研究与其说是研究文本本身，毋宁说是阐释和利用文本，具体地说就是把文本视作政治性的寓言，而文化研究的使命就是揭示隐藏在文化文本背后的政治影像。詹姆逊坦言不管好坏，自己都坚定地选择第二条道路，并充满自信地为自己的研究思路辩护：“本书将论证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阈。”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詹姆逊本人在《政治无意识》一书的前言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主张，但《政治无意识》的主体部分借助的依然是对巴尔扎克、吉辛、康拉德等文学文本的阐释，《政治无意识》并未脱离文学批评的范畴。不过“文化研究”的提出，已经表明詹姆逊不甘囿于文学文本的藩篱将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扩展至文化文本的企图，所以《政治无意识》既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同时也预示了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