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列维纳斯与文学家布朗肖是毕生挚友，二者在思想上一直都保持着频繁的互动，通过布朗肖的中介，列维纳斯的哲学深刻影响了法国当代文论和文学。尽管布朗肖后半生行事低调，行踪隐秘，然而，他不凡的思想和写作，还是深深影响了其后的法国文学和思想。同时，这种影响也让列维纳斯和法国当代文论发生了更为紧密的关联。“二战”之后，布朗肖的影响与日俱增，以致可以与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萨特分庭抗礼。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指出，在20世纪40—80年代的批评史中，是布朗肖和萨特一起使得法国的话语成为可能①。可以说，布朗肖这种独立的姿态以及在诸多方面与萨特的针锋相对，为当时的青年学者们提供了萨特之外的另类选择。在这些青年学者中，后来声名远播的德里达、罗兰·巴特都受布朗肖影响至深。尤其对于福柯，布朗肖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偶像。他曾和朋友说起，对他来说，“作家”一词指的就是布朗肖，而他做梦都想写出布朗肖那样的作品②。布朗肖的作品直接启明了福柯的“外部思想”，这一“外部”帮助福柯跳出了结构主义思维的内部框架。福柯文集编纂者詹姆斯·D·法比昂指出，在福柯看来，尽管在布朗肖的作品中需要一个“我”，但却并非一个“作者”，也不是一个自我，它只是符号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既质疑了我们的自身性，又使得我们可以超越自身的局限，从而通达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外部③。因此，可以说，通过布朗肖，福柯既验证了自己早期的结构主义思想，又通过“外部”这一概念超越了结构主义。通过布朗肖的中介，列维纳斯和福柯这两位看似差异颇大的思想家也建立了隐秘的关联。在本文中，我们将追溯福柯的文论与布朗肖的渊源，侧重于将列维纳斯和福柯的文论放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的文化和思想语境下进行比较。 一、文学与僭越 文学语言在布朗肖的阐述中是一种自足的语言，它通过与日常语言的分离而与外部世界切割开来，词与物的关系由此亦被切断。它不再是一种透明的、不计较自身而只表象外部世界的媒介，而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立的本体论意义的自在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语言的物质性开始凸显出来，但其指意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只不过由于与外部世界隔离，它不再指示外部世界，而只指示自身。福柯承接布朗肖的观点，在其“文学阶段”的著名论文《通往无限的语言》中指出，文学成了一种自我指涉和自我折返的存在。这在马拉美后期的诗中已经初露端倪，在那里，文学的意义不再来自于它指涉的内容或外部世界，而来自于其自身，例如词语的特殊连接，甚至排版形式。这种意义也终将返回其自身，因为其生成同样与外部世界无涉，如此一来，现代文学就如福柯所言，“结束于一种美丽的封闭的形式”④中。在福柯这里，这种封闭是以迷宫的形式展现的。他将文学的这种自指性解释为一种自我反射，一个语词成为另一个语词的镜子，而这一语词又为其他的语词所反射，文学于是就成了这样一个多重镜子互相照射从而无限游戏的增衍空间。这种语词的互相照射和折返构成了一座错综复杂而没有出口的迷宫。借鉴于一种博尔赫斯式的视角，福柯将这一迷宫解释为图书馆，在其中，每一个字就像一本含义浩瀚的书，所有书互相反射、互相指涉、互相交接，书谈论书，书再现书，书生成书。布朗肖将这种文学所打开的无限空间视作不可死亡的死亡，而福柯则将其视作一种对于死亡的僭越，就像山鲁佐德所讲述的《一千零一夜》一样，这一故事将在其行将结束(死亡)的时候重复自身，并进入一种无限的循环，“在这个空间内，语言被制成自己的形象，并通过在镜中重叠自己，僭越了死亡的界限”⑤。 这一僭越(transgression)不同于超越(transcendence)，它并非一种形而上的超升，而是一种与其所僭越的对象——界限的无尽的游戏。僭越不是一种对界限的跨越，更不是对界限的取消，相反，它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对抗维系着各自的存在，僭越只存在于对界限的不断跨越之中，而界限也只能以不断被僭越的形式而存在。“界限与僭越，由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而相互依存：如果一个界限绝对无法被逾越，它将不能存在，反过来，如果僭越行为所针对的界限只是虚设，僭越也毫无意义。”⑥在这个意义上，“越界所呈显的不是界限或其超越，而是界限的缺席与空缺。确切地说，界限在此以缺席的方式永恒在场”⑦。这一“不在场的在场”如果换算到列维纳斯和布朗肖的表述中，就是作为死之不可能性的“死去”⑧。对此福柯也自陈道，“书写是将一个人自己置于那把我们和死亡，和已死的东西分开的距离”⑨。僭越与界限的游戏也必须置于文学和书写与死的关系中来理解。在文学朝向外部的越界和朝向自身的折返同时发生的运动中，死即这样一种界限，或者说界限的空无，它不能被跨越，只能被僭越，僭越既是对它的接近，又是对它的逃离，既是对它的取消，又是对它的维护。文学并没有越过死亡而到达存在的另一端，而是在它行将死亡的时候折返自身，从而以此永远维系着“死”的存在，并且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不死。正是这种向死亡的奔赴给予了文学以不断逃离死亡的力量，因此，文学的赴死即文学的不死。反过来，死也只有在文学的这种不断僭越中，才能显示出自身的主权和存在，并使得自身可以永恒地重新开启，从而也维系着自身的不死。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僭越的运动不能被理解为一种辩证法式的运作。与布朗肖定位于“另一种夜”的文学空间一样，它正好是反辩证法的，因为辩证法的运作最终会带来一个综合化的结果，而这种僭越的运作却恰恰追求对于综合化结果的不断撤销和抽离，它由此才能不断走向外部。福柯认为，布朗肖的语言不会运用辩证否定，因为“辩证的否定把被否定之物带入心灵令人苦恼的内在性中。像布朗肖一样，否定自己的话语就意味着把它无休止地抛到自己的外界，在任何时刻不仅剥夺它已经说过的话，而且剥夺它说话的能力”⑩。因此，这“是一种没有绝对主体的语言，它从来就没有发现那个最终言说的主体”(11)。布朗肖正是以这种方式对抗了传统哲学及哲学语言中的总体化暴力，从而如列维纳斯所言成就了语言的“无权力的出显”(12)。这正是被福柯称为“外部思想”的东西，对于这种思想，他说布朗肖不止是其见证者，“他就是这种思想本身”(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