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三年的社会发展，使“上海新三年”的说法具有了强大的感召力和鼓舞力，而文化建设对于振兴上海的极为重要的意义，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上海的文化建设可以具有哪些思路，也是许多人士热心思考和关切的问题。为此，本报与银河宾馆、上大文学院电视系、上海影视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了这次研讨会。去年年初，研讨独立制片人的“银河会议”业已产生了积极的认识与实践推动作用。现在我们将此次与会者的发言摘要刊出，供大家参考。 对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史中兴：我们今天邀请本市的专家学者和文学、影视创作人员就文化建设在上海新三年新机遇中的地位和文化机制构建问题展开研讨，是希望这种研讨能像一只报春的燕子，呼唤来一个文化繁荣的春天。经济振兴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但经济振兴不会自然带来文化的繁荣。这需要宏观把握，完善机制，也需要舆论呼唤。去年此时，在这里举行过一个同样性质的研讨会，着重研讨了制片人制度，还收获了一些具体成果，如电视剧《孽债》就是在会上由导演和制片人接头、酝酿的。黄蜀芹导演说那次会对《孽债》起了催生的作用。这也就是舆论呼唤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天的会通过交流沟通，不但使我们对新三年中的文化建设开阔思路、深化认识，也能就文化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创作人员最佳创作心态的建立，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且还能像去年那样，催生出一些体现我们时代精神，贴近生活、受到观众广泛欢迎的好作品。 王元化：这些年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思想史、文化史，由于精力照顾不过来，很少读小说作品和看电影电视。对今天讨论的题目，恐怕要交白卷。比如关于题材问题，我觉得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我们对这一问题几乎讨论了几十年。过去反胡风时批判到处有生活，反右时批题材广阔论，以后柯庆施提倡大写十三年，批判写历史等等，都谈得够多了。如果有新的观点需要探讨，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可是并没有。我认为三中全会后对这问题的讨论似乎已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为什么还要翻来复去把那点道理谈个没完呢？既然中兴同志一定要我讲几句话，我只得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常常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做任何一件事都希望一锹掘个井，马上见效，但这种便宜事是没有的。我认为要繁荣创作，还是要注意根本，打好基础，练基本功。这就不能凭小聪明侥幸取胜。因为繁荣创作归根结底还在作者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我倒不一定像一位朋友那样主张，作家要学者化，但作家应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文化素质。文化水平文化素质不高，创作也就上不去，繁荣不起来。自然，文化的体制对于繁荣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体制如果不能促进艺术繁荣反而拘囿创作发展，那当然需要进行改革。过去我曾说解放以来，我们的文化体制主要采取了苏联模式，这就是行政化和垄断性。比如在编书、印书、卖书的专业出版单位之上设置一个非编、非印、非卖而又管编管印管卖的局这样一个行政机构来进行领导。表演系统（如剧团、交响乐、民乐、芭蕾舞等表演单位），电影系统（如电影厂、电影院、发行公司），以及广播电视系统（如电台、电视台）等，也都一样，由一个非专业的行政机构（文化局或广电局）等来进行领导。这一领导不仅是指政府机构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应有的管理职责，而是直接对专业单位的每一环节都可进行发号施令的干预。而发行机构则是由一家垄断（书籍由新华书店，电影由电影发行公司）。这种体制就成了文化发展的一种障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出台，文化市场也逐步形成。上述文化体制也在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也应该注意使文化市场成熟起来，向健康的道路发展。今天出台不久的文化市场，像商品市场一样，也有以“炒”的办法，用伪劣商品蒙骗读者观众的情况。不要以为市场经济一出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实我们应该学的应该做的事还很多。要防止一窝蜂瞎起哄的浮躁作风。最近从报上看到，认为有些作品因为“炒”得不够，所以影响不大。论者把“炒”解释做“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瞎起哄的浮躁作风，这种作风是很不好的。 徐中玉：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我认为题材还要扩展，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还有很大的表现余地。群众的看法和心理需求在电视上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使我们看了感动的作品很少，往往是闲聊多，谈追求的少，虽无害处却无生命力。比如现在知识分子的物资待遇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谈知识重要呢？就知识分子本人来讲，不能“君子固穷”。而社会如何认识和解决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王朔的作品有好处，但我不主张抱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我们现在带有批评精神的作品少。 上海文化环境是比较好的，文学创作过程这一方面的事情就应该继续做好。市场经济之下，社会有了发展，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好了，实际上存在和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也很多。往往我们讲的东西与实际不符。学生书本上的与社会上看到的也不同。文学作品取顺随不批评的态度，我始终认为不好。 余秋雨：在社会大转型中，上海应该成为一个文化枢钮所在。法国大革命，再早的文艺复兴，没有精神与文化的引渡，是很难想象的。三十年代上海也曾使文化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地。现在我们抓文化有一种误解，一抓就是两件事，一是评奖，一是搞文化活动，把这理解为一种文化建设的终极性的标志。我们当然不反对评奖。但是就文化的本体而论，许多评奖和活动都只是一种排场性的行为。许多地方搞这个节那个节，搞过就搞过了，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其实并不起很大作用。有一些作品得了奖，却基本没有观众。比较而言，上海在这些方面还好一点。 对上海来讲，重振文化的关健是机制。这几年上海的文化管理机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还不够，上海能不能出现一些带有民间色彩的文化企业家和文化事业家，从而由一些高层次的真正懂行的文化实业将上海的文化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三十年代，许多大学者还是集中在北京，可是要出书，却非到上海出版。此外，经营方式更现代的电影厂，唱片社，大剧场等等，使上海成为文化制作经营的口岸。由于有这样的机制，人才也会慢慢集中…… 机制起来以后，上海的创作本身也应该提高。上海创作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一方面缺少能使作品成大气的历史感与思想深度，另一方面又缺少市俗的轰动效应。莎士比亚的戏剧当年在伦敦引起巨大轰动，就在于他能在历史深度与市俗风情上，搭建起一座“桥”。 郑礼滨：上海文化整体形象的树立，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应引起领导、艺术家的充分考虑。法国人活泼，日本人精明，美国人幽默，德国人严肃，那么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龙头，又应建立怎样的整体形象呢？我认为应用当代的艺术作品来塑造当代的上海人，这就要求创作者们保持心情舒畅，改革后的机制应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氛围，让创造的春天重回上海。上海开埠七百周年之际，曾经是一个极好的文化讨论和建设的机会，但是我们却没有认真做好。现在我们应设计一个文化建设工程，让别人一到上海，就感觉到一种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