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3-0016-06 如果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国的文学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做的主要是“更新装备”的工作——寻求新的话语资源和言说方式。于是求新求异就成了那时候文学理论最强有力的生长点之一，人人乐此不疲，从而导致了这一领域空前的辉煌。文学理论在90年代所做的主要是“开疆拓土”的工作——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超越了原有的学科界限，向着更加广阔的领域进军了。于是文学理论似乎是冲破了堤防的洪水，汹涌澎湃，四处流溢。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是热情高涨，甚至有点踌躇满志的，90年代的文学理论在自我定位上虽然有些茫然，却依然怀着探险者的朦胧希冀，那么进入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则有些惶惶然了——我们究竟还能做什么？甚至连这个学科妁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挑战。回顾80年代，文学理论觉得自己充当了别人的传声筒，毫无自己的声音。别人的东西再好，如果只是介绍、引进，而没有独立的创造，那也是屋下架屋，了无建树；总结90年代，我们的文学理论感觉自己侵犯了别人的领地，成了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到处遭受冷遇。于是“向何出去？”便成了萦绕在文学理论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独立的学科至少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谓“文学理论的生长点”这一问题，在我看来主要也是一个重新确定文学理论功能的问题。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无法替代的功能，也就意味着发现了一个新的言说领域，开拓出一个新的意义空间。开拓新的意义空间以丰富人类精神世界这恐怕是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最主要的任务了。然而确定新的功能绝不是一个理论创造的问题，而是学术史反思的问题，任何凭空的臆断在这里都是有害无益的。对于文学理论功能的确定也必须在对这个学科存在问题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文学理论最基本的功能无疑是解释：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解释。回顾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两大解释传统：以西方为代表的比较倾向于认知性解释的传统和以中国古代文论为代表的倾向于评价性解释的传统。与“诗言志”之说之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一样，摹仿说可以说是西方文学观念“开山的纲领”。在古希腊，从赫拉克利特到德谟克利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涉及文学问题的人都认为文学是对于某种外在东西的摹仿。他们的区别仅在于对所摹仿之物的理解不同（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德谟克利特认为人因模仿禽兽而创造艺术；柏拉图认为艺术最终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则坚持悲剧是对某种“行动”的摹仿；等等）。这种摹仿说一无例外地预设了这样一种理论观念：人与外在世界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而人作为主体是能够把握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的。这个理论预设恰恰就是古希腊文学观念的知识论基础，也是两千年间西方文学理论最主要的知识论基础。 例如作为古希腊哲学之开创者的米利都学派在古代神话与古埃及天文学、几何学相互渗透、相互触发的基础上，一开口就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并确信凭借人的智慧是能够发现并揭示世界本原的（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或“无限”，即“阿派朗”、阿那克西美尼的“气”都是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解）。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本原”或“本体”当然不是什么客观的存在，而是人的主观建构。其中当然包含了推理的与想象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猜测。这种猜测本身也许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它却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知识论模式：外在世界的构成是有序的（空间上的内与外，时间上的先与后），而人的主观能力是可以把握这种外在秩序的。 古希腊文学观念的知识论基础的独特性当然是以中国古代知识论为参照而凸显出来的。也许将柏拉图与孟子各自的知识论观点加以对比更能看出两大不同解释系统的差异。柏拉图的知识论观点在其“洞喻”之说（《理想国》第七卷）中鲜明地表现出来。通过这个比喻，柏拉图给出的知识论模式是这样的：作为客体的世界有虚假与真实（表面与内在）之分；作为主体的人有透过表面的虚假而把握内在的真实的能力。人的知识行为就是由虚假世界向真实世界越升的过程。这也正是统治西方知识界两千余年的基本知识论模式。西方人的解释系统无论发生过多大变化，其根基都离不开这种知识论模式。 孟子所代表的中国先秦时代的知识论模式则大异于此。《孟子·告子上》载孟子回答弟子“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的问题时指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观孟子之意，盖以“心”为能思之主体。它可以使人超越外在的物质世界与内在的物质欲求。耳目等感官则只能与物质世界建立物欲的关系，前者使人成为“大人”，即有理智和道德修养的人；后者使人成为“小人”，即为物欲所遮蔽之人。教育的作用就是启发人去调动自己作为能思的主体的“心”，去培养自己的道德理性，从而成为“大人”，即有道德修养的人。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谓“求放心”的过程。所以孟子给出的知识论模式是这样的：做人的道理就存在于人的心里，只是由于物欲的遮蔽而隐然不见。能思之主体，即“心”有能力使人超越物欲遮蔽而成为自律的道德主体。知识的形成也就是发现和培养自身本自具足的道德意识的过程。所以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也正是中国古代两千余年间最基本的知识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