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自卑到忏悔：知识者的精神考古 孙中田（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做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曾不断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时时转化为社会财富。然而，知识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叙述话语，却千姿百态。如果从相互关联的情结中加以研究，不难看出它们的审美价值取向会因人因时在不断地变异着。因人，与作家的审美感悟、主观视界有关；因时，又与时代和社会思潮交相作用着。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不无关联。因此，知识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会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多元的审美状态中，有些层面，例如它的负价值，它的逆反层面，已经得到相当深刻的表现，但是有些层面则显得淡薄或者已经偏离历史的正格，也可能造成历史的扭曲与错位。例如说，知识者一般具有时代的敏感性，因此，常常处于一种超前的意识领域中。他们时时被忧患意识所困扰，所谓社会的大脑与唇舌，大抵源于此。但就现代文学审视，这种敏感性却常常被扭曲，他们孤独，怪异，乃至呈现出种种病态。 逢增玉（教授、青年学者）：的确，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话语呈现出了多种价值取向。比如说，从创办《新青年》到发起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代知识者就强烈地表现出了“为大中华”而“铁肩担道义”的救世的精英意识，从深层动机到现实运作都有一种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气概。鲁迅的“为前驱”，陈独秀的“辟人荒”，毛润之的“唤醒民众”等都是如此。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伴随着这种强烈的救世意识，或者由于传统，或者由于国家命运的危难，或者由于个人的坎坷，在知识者的灵魂深处，也常常潜伏着自卑或者如孙老师所言被扭曲的一面。这种自卑意识我认为除了传统而外，更多地是由于在西方的压力和冲击之下，因国势的倾颓而引起的文化的优越感的丧失而引起的。他们首先是怀疑传统文化，进而部分否定，然后是全盘否定。在这一过程中，自卑感便逐渐形成了，这是一种向外的自卑，以胡适为代表，“我们事事不如人”，“一切不如人”，正是这种心理的真实写照。由于对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必然产生对这种文化的负载者即文化人、知识者的怀疑和否定，进而产生自卑，这是一种向内的自卑，如鲁迅就认为，既然整个传统文化都是有罪的，那么被这种文化所化之人，这种文化的负载者也是有罪的，也在无意中吃人或被吃。第三种是横向的自卑，即知识者向农工的自卑，这在现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当中都有所表现。如果说，五四时代一直到40年代，知识者的这种救世与自卑是紧紧地绞合在一起的话，那么也应该承认由于时代使然，救世意识是呈递减趋势，而自卑意识却呈现出一种递增的过程。尤其在40年代的文学中，解放区的文学从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表现出了由于知识者与人民的角色位置的彻底互换，知识者所存有的已不是简单的自卑了，而是从对历史、对人民的自惭形秽发展到了真诚的忏悔，此种倾向在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中愈加发展，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 张向东（博士生）：说到忏悔，我倒认为，它确实可以概括中国现代作家知识者的心灵轨迹，我认为这种忏悔具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也有三种不同的忏悔对象。第一对人自身的忏悔。在五四时期，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入，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表面之下，资产阶级晚期的对人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深刻怀疑的现代思想也纷至沓来，同时对人类自身价值的否定性的作品也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与其说是对传统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的深刻批判，不如说是对人类自身兽性本能的深入揭露。而鲁迅比同时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对于传统理性的批判并没有脱离对人的自身的批判，狂人的对于“吃人”的忏悔，正反映了一种人对自身恶行的忏悔，这些在五四时的一些作品中都有集中体现，如郁达夫的《沉沦》等一系列作品，对于被压抑的本能的暴露的同时，更是一种极度的挣扎中的忏悔。第二是对工农的忏悔，知识者对人自身忏悔的这种原罪意识，更包括他们对于自身这一群类的自卑，而事实上，他们越自卑，越使自身陷入迷惘。由于30年代，世界左倾风潮的兴起，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人知识者对普罗文学的大力鼓吹，使不管与之思想相近还是相悖的作家，对于下层劳动人民的描述都远远超出了“相隔一层纸”的同情范畴。后来随着民族危亡的到来，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些知识者更加看到了工农的伟大与自身的渺小，他们更渴望与工农融为一体，对于工农大众他们有时不得不忏悔自己的“小布尔乔亚”的情调。第三是向政治的忏悔，由于共产党解放区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壮大，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到建国后，政治话语借着工农话语成为主流话语之后，许多现代作家知识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假借向工农忏悔进而向政治这个主流话语忏悔，这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对共产党政权的热情的赞美之中。但此时在解放区文学当中，有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忏悔的主体，而且已成为被诅咒被批判的对象，到解放后，知识分子进一步成了被改造的对象，除了更加贴近权力的政治话语而获得新生之外，他们剩下的只是自愧自贱、自我丑化。 张福贵（博士生、青年学者）：知识分子的自我丑化，从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说，便是对工农民众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道德人格的认同。从五四时期起，知识分子面对工农大众总有一种自愧弗如的道德卑下感。鲁迅的《一件小事》与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知识者主人公都在与劳动者进行着自觉的人格对比，通过道德的自我反省而表现出向劳动者的道德认同。这种道德人格的反差在冰心的小说《分》中甚至是先天的、相袭的。那两个生于同时同地的婴儿亦因其父亲身份的不同而从一开始便有了刚健与柔弱、勇敢与怯懦的差别。而沈从文把城里的读书人的品格更放于妓女之下，也可看出这种道德的认同。其次是阶级意识的认同，由于30年代前后，中国的劳动民众成为了社会变革的主体，从而使知识分子在具体现实中加速了向其阶级意识的认同。应该说，相对于挺而走险、获取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工农来说，多数知识分子的归属和认同是痛苦而执着的，对原有阶级的背叛不仅仅是政治的背叛，也是亲情的背叛。然而也正是通过这一炼狱的煎熬才更加证明其认同、归属的执着、坚定。与求温饱、求生路的贫苦人不同，知识分子的转换是有着更为明确的思想目的性和更坚实的理性支撑的，如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中的李杰和殷夫的“向一个阶级告别”。第三是情感方式的认同，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具体生活中的最为明显的精神差异是情感方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是一种群体性的普遍存在，这里更多表现为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在文学世界中，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体现者知识分子在乡村文化环境中处于不断被嘲讽和揶揄的尴尬的境地，并且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情感方式而向粗俗化、简单化的工农民众的一般的情感方式转化、认同，以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认同最为集中地体现于个人的性爱生活之中。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包含有知识分子对政治与性爱的特别浪漫的理解。其后对这一模式的否定从一定意义上是对知识分子特有情感方式的剥夺。很明显，被否定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恋爱”——一种最具个性化特征的情感方式。丁玲的小说《水》的出现实质上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价值的消融和向工农大众的整体性转化。在转化和认同之中，知识分子特有的细腻、敏感和丰富、浪漫被克服，粗俗化、简单化成为一种符合时代的标准情感方式。情感，这一人类最复杂最微妙的心理状态被固定化、集团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