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兴起，一个中国特色的世俗化的时代正在到来。[①]整个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都在谈论它。有人对之极尽赞美、拥戴有加；也有人为之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可以说，对于正在到来的世俗社会及其文化形态、价值观念（集中表现于大众文化与世俗文化中）的不同态度，正在成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分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如果说在八十年代，对极左路线与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作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立场与文化诉求，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趋同的社会群体；那么，九十年代对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则又使得该群体走向分化。围绕着对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评价问题，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人文精神派与世俗精神派，以及相应的两种价值取向：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对它们作出客观的评价，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 谈到对于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的批判，不能不首先谈到人文精神的讨论。人文精神的话题引发文化界热烈关注是在93年的下半年以后（《上海文学》93年第六期上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是引发争论的契机，以下简称《废墟》）。在此之前，“人文精神”的提法早已有之，但无人回应。而且即使是这个对话，矛头所向也主要是文学写作中的所谓“痞子化”倾向（尤其是王朔），论域基本还限于文学，至多扩展到大众文化；而到了1994年上半年《读书》的那一组“寻思录”问世，论域才拓展到了整个社会道德与人文科学的领域，批判对象也扩大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的方方面面，如世俗化、市场化、商品化等，而且在时间上也追溯到了近代以至古代。 指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93年下半年开始，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并以新的不同于80年代的方式加快发展的一年，与此相应，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空前繁荣。这一世俗化潮流在文化界的表现，就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的大红大紫，各种大众文化的兴盛以及精英严肃文化的相形见衰。这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的原因。 这样，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出场就有了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出场[②]完全相反的语境：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世俗化的欲望正是其最为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的人文精神则是作为对于世俗化、对人的非神圣的物质消费欲望的高涨趋势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拒斥文艺中的所谓“轻松”、“逃避”、“玩”（用张承志的话说：“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用道德理想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义拒斥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业化。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思。它表明，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被当成了对立的两极。人文精神的提倡者虽然至今没有为该词提供一个词典式的标准定义，但我们可以通过排列与之相关（包括相近与相反）的一系列关键词的办法来锚定其大致语义。与“人文精神”的意义相同或相近、被认为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关键词是：终极关怀（或终极价值）、形而上、价值理性、超越（超验）、绝对、神圣、宗教精神、（一定程度的）普遍主义“天国”、绝对命令[③]。而它的反义词，或与“人文精神”相反的关键词则是：世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包括政治的与经济的）、商业主义（商品大潮）、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形而下、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经验等等。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择其要者而举之。 人文精神与终极关怀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人文精神论者谈得最多、最集中的话题，两者基本上是被作为同义语使用的（在此，人文精神的“寻思者”们可以说达成了最大的共识）。在支持“人文精神”的词语家族中，“终极关怀”（或终极价值）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它对“神圣”、“宗教精神”、“超越”等其他关键词形成统率之势。此后，在几乎所有提倡人文精神的文章中，终极关怀或终极价值几成口头禅，而且经常是与“价值理性”、“形而上”、“宗教精神”、“超越”等同时使用。这样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当然也就完全绝缘了。 上面列举的是与人文精神有正面关系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反义词在上面所列举过的言论中其实已经作为反面角色出现，因为正反原是不可分离、互为依赖的。与终极关怀、宗教精神相对的，是世俗关怀、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与价值理性相对的，是工具理性、技术主义；与超越、神圣相对的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与形而上相对的是形而下。在这一受到贬斥的词语家族中，“世俗主义”又居于“族长”地位，因为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更似乎都可以归于其下。由于世俗主义在中国今日出现的直接动因又无疑是所谓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从而商品化、商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等，成了导致人文精神沦丧的罪魁祸首，这一取向早在《废墟》一文中即已初露端倪。这个对话声称：“‘商品化’的潮水”已经“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这时“我们”“才猛然发觉，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早已对文学失去兴趣。”商品大潮之所以会把文学“连根拔去”，是因为它是产生所谓“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媚俗主义”乃至“痞子”、“堕落”等的母胎，而这些又无疑是文学的、也是人文精神的大敌，因为它们是精神与灵魂的大敌。 世俗主义或世俗化在今日虽然与商业化、市场化直接关联，但是在历史上它却并不总是如此。比如中国古代的文化也是世俗的（就其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言），是关注人间而忽视天国的，是实用理性的，但是却同时是“重义轻利”的，是伦理主义的。[④]所以到了94年《读书》的“寻思录”，就把世俗化的根子挖到了近代以至古代。近代的世俗主义主要是政治实用主义，或者叫“救亡功利主义”，属于工具理性，它导致了近代人文精神的“遮蔽”。这是“寻思录”之二的主题；[⑤]而对古代的世俗主义进行“清理”的使命则交给了“寻思录”之四。所以总括人文精神论者的批判对象，主要是两种意义上的世俗主义，一是近代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利主义，一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