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1-0071-09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初，玛格特·汉尼曼(Margot Heinemann)一直是英国左翼政治和文化圈中的活跃人物。她在战前的老左派中声名显赫，在战后的新左派中享有盛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她相知甚深，对她评价极高：“玛戈是我所认识的最不平凡的人物之一……通过一辈子党内情谊、示范与建议，或许她是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148)。纵观其毕生之事功与学行，她的一个不凡之处表现在，政治立场的坚韧持守和学术思想的与时俱进：政治上忠贞不渝，毕生持守老左派的社会主义路线；学术上灵活机变，与时俱进，既保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社会经济视角和阶级分析底色，又参与和指导了新兴的英国文化唯物论，从而与英国新左派的文学批评实现无缝对接，这在同辈的老左派中堪称是异数。作为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她成名甚早；作为批评家和学者，她大器晚成，繁重的党务工作阻碍了她早年发挥个人的学术兴趣；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任教大学后，她才腾出时间和精力专事文学研究，几年之后，她就跻身于一流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行列。 生平行谊 汉尼曼于1913年出生在伦敦的一个银行家家庭，父母都是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人，笃信费边社的改良主义，属于典型的“客厅社会主义者”。受家庭环境影响，汉尼曼自幼熟悉德语文化，倾心社会主义，对犹太身份非常敏感。1931年，她考入剑桥大学英文系，在学期间发表了多篇诗作，散见于当年的各类诗选。她的大学岁月是在大萧条最严重阶段度过的，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岌岌可危：失业普遍，民生困顿，阶级矛盾尖锐，青年学子左转成风，法西斯主义强势崛起。1934年声势浩大的饥饿大游行和激烈亢进的反法西斯示威，对汉尼曼刺激很大，最终使她告别了议会制社会主义理想，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理念，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在本科毕业时获得了星级一等荣誉学位，继续读研究生。1935年，她与左派青年诗人康福德(John Cornford)相爱；康福德出身名门，是达尔文的曾外孙，时任剑桥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正在那里采访的康福德参加了共和国政府的部队，对抗佛朗哥的叛军，同年底牺牲在阿拉贡前线。此前，他曾给汉尼曼写了一首无题诗，首句为“无情世界的心境”(Heart of the heartless world)，语出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首诗战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流传，取名为《致玛格特·汉尼曼》(“To Margot Heinemann”)。 自剑桥毕业后，汉尼曼先是在一所女工继续教育学校任教，翌年成为专职的党务工作者。从1937到1953年，汉尼曼一直在英共的劳工研究部工作，主编《劳工研究》(Labour Research)杂志。她在这一段时期的文章和著作多与经济问题相关，凸显出老左派重视政治和经济斗争的特色，内容涉及煤炭采煤、对外贸易、工资结构、失业问题。她撰写的《英国煤炭》(Britain's Coal)曾被名重一时的左派读书会列为月选新书，由红色出版大亨格兰茨(Victor Gollancz)主持出版。她提出的煤矿国有化主张发出了当时左派的心声，甚至影响到后来工党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1949年，她与激进的左翼科学家贝纳尔(J.D.Bernal)相爱。1950年，她代表英共竞选议员，但中间因病未果。1953年，孩子出生后，她辞去全职工作，只在英共旗下的重要杂志《现代季刊》(Modern Quarterly)、《劳动月报》(Labour Monthly)和《马克思主义季刊》(Marxist Quarterly)中任兼职编委。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导致英共党内严重分裂，许多知识分子退党，包括她的一些好友，但她仍旧留在党内，直到1992年去世。不过，在英共内部，她对正统路线一直持有异议，她曾经投书《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批评党内错误政策，一度还遭到疏远，直到70年代初，才重新担任党内要职。1965年，她被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聘为文学讲师，由此开始了职业学者生涯(Margolies and Joannou “Chronology”)。她在五六十年代也发表过寥寥数篇文学论文和书评，政治宣传色彩明显，学术价值不高。她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性著述直到70年代后才陆续发表和出版。总体而言，她的研究范围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英国左翼运动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的戏剧思想。 英国左翼运动史研究 1971年出版的《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Britain in the Nineteen Thirties)，是汉尼曼第一部有重要学术分量的著作，这是她与当年在劳工部的同事、英共党史权威布兰森(Noreen Branson)通力合作的结果。两位作者均为过来人，也属治史良材，熟知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重大事件和社会心理，更兼文笔晓畅、识力卓越，遂使本书成为社会史名著，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了解大萧条时期英国社会的必读之作。它比较全面地审视了30年代英国中下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态度，涵盖了政经形势、失业问题、阶级结构、文化教育、大众传媒、激进文化、法西斯主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记录了低层阶级的顽强抗争、上层阶级的妥协应对。作者的结论是：30年代的左翼运动推动了英国走向福利国家的道路。首先，它改变了人们对待贫困问题的态度，挑战了过去社会上盛行的贫困命定论，给统治集团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催生了使英国成为福利国家的纲领性文件“贝弗里奇报告”，诸如免费医疗、中小学生免费牛奶、中学全面义务教育等具体政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制定出台的。其次，反法西斯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高也是这一时期左翼运动的重要遗产：英国工人运动历来重视经济斗争，忽略政治斗争，但是，经过30年代的斗争洗礼，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民族独立和法西斯主义逐渐成为民众抗议中的重要议题。再次，它打破了某些隐而不宣但无处不在的社会信条，例如富人是天生的统治者、王室的半人半神地位，在左翼思想的冲击下，这些东西渐成昨日黄花(Branson and Heinemann 349-51)。1945年，工党上台执政也是左翼运动的社会影响所致。当时二战尚未结束，时任首相、保守党领袖的丘吉尔即被选民抛弃，黯然下台，因为经历过左翼政治启蒙的民众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此书与此前出版的另一部社会史名著《漫长的周末》(The Long Weekend：A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918-1939)有相互补充之功效，后者研究的内容是30年代英国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Graves and Ho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