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7）01—0057—15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这些年一直比较关注西方文论界的动向，也算不上追踪研究，只是比较感兴趣。现在，我就这个或许还比较熟悉一点的话题，谈一些看法。 所谓“理论热”已经消退这个话题，从提出到今天已经有四五年了。为什么还要提？其实今天并不想再讨论它到底有没有“消退”，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文论研究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已经停顿下来，停了不少日子了，文论界已经显出有点茫然，甚至有点颓唐，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出现了某种“危机”。但是，说是危机，何尝不是转机？西文中的“危机”（crisis）也是“转机”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好研究一下，对过去20来年的文论研究做点总结，对“理论热”之后留下的问题进行一些反思，想办法搞清楚我们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迈，今后的文论研究应如何进行。 一 毋庸置疑，过去20多年的文论研究，对我们思想界，对我们整个认知状况的变革和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这里用的是“认知”，希腊语“epistēmē”（认知）这个词不仅指“知识”（knowledge），更是指我们获取这些知识的认识过程， 以及如何获取这些知识的方法。因此，这个总结也就不再是我们这些年研究了国外哪些重要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中，谁提出了怎样的观点，谁的理论思路该如何梳理，谁和谁发生了怎样的争论等等，而是将目光转向我们自己，看看通过这些年西方文论的研究，我们自己获得了怎样的收获——我们的“认知”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提升。这里恐怕就有一个“术”和“道”的区别。若仅仅关注那些具体的内容，那仍属于“术”的范畴，而将这些内容进一步抽象、提升，那样就上升到了“道”的层面。 那么，“理论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从狭义上说，它当然是使我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从广义上说，它不啻是整个知识阶层思考力的一次大爆发、大释放。为什么这么说？不妨来看看“理论热”留给我们的成果，“理论热”让我们思考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这里“理论”所涉及的，远不止是一个文学理论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个跨学科的、难以归类的学科——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它所涉及的问题，也早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问题。例如： （1）现代性问题。它并非探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 也不是探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而是对进入近现代后的人类社会所滋生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对我们当下“存在”状态中一系列问题的反思。或者反过来说，就是把启蒙运动以来提出的一系列关乎人类解放的重大问题——经济、社会关系、道德、审美、个人自由度方面的问题，重新放到“现代”这个层面上进行反思。 （2）人、语言（文本）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语言作为我们人与世界的中介，它既是我们用以表达对世界的认识的一个工具，反过来又对我们的认知是一个约束；基于后者，“真实”的问题被悬置，而“意义”成为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人文学科的中心议题。 （3）人文知识的重构问题。17世纪以后西方科学的发展形成了分门别类的学科，看似稳定的学科，而实际上是某种“建构”；既是“建构”，学科便具有了“重构”的必要和可能。 （4）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互动问题。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互动，强势文化的同质化趋势反而凸显了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 （5）人的社会属性问题。如性别属性（gender）、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这些新的概念又成为女性主义、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基础。 （6）开辟了一门新的“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这是一门跨哲学、 语言学、心理学、阐释学，甚至包括了对人脑构造和脑功能研究以及机器翻译等等的新兴学科。 …… 上述这些问题又派生出一系列子问题。这些问题和子问题在现在看来也许都已经很平常，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不妨想一想，这都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不是这过去了的“文论热”，我们会不会提出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我们也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的人文科学终于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际学术接轨了。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还比较初步、比较粗浅，但毕竟是问题已经提出，思考已经开始。我们知道了人家在想什么问题，我们也开始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反观自己，并引发出一系列与我们自己相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论热”波及到我们的思想界、学界之后，就在思辨的层次上把我们带到了国际学术的前沿。 过去十多年的文论研究，最基本的收获是“三大改变”： 1.认识范式的转型。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要有大的结构性的参照的。自然科学上提出的新的重大学说不仅会为某个具体学科带来革命性的突破，这种学说作为一种新的认识框架，也会使人们的认识视角发生重大的变化。例如，科学发展史上由托勒密的地心说向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转变，由牛顿的机械论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转变，由圣经的上帝创世说向达尔文进化论的转变等，都曾给人们带来认识范式上的重大改变。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作为一种认识假说，使人们看到了人的社会性的另一个维度——精神和心理的层面；福柯对“历史”、知识的“学科分类”提出的假说，则引进了知识是一种“建构”的概念，从而就颠覆了我们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而在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中，语言学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对20世纪下半叶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