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2—0026—1 本篇演讲原先曾在“联邦文学语言协会年会”（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 of Literatures and Languges）上宣读。该协会由原来的英联邦国家组成。严格说来，它具有后殖民的性质。碰巧这次年会在印度召开，因此，不仅会议是后殖民的，而且我作为一个印度人在印度发言，也是事实。请在我一小时的发言过程中记住这一点。 一、民族主义与情感 联邦协会主要是由文学与语言教师组成。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经常探讨想象是如何使对情感的表述成为可能的。我认为，通过关注其他人的文本中的这一问题，我们或者能重新安排我们自私的欲望。因此我审视了想象是如何可能产生民族主义的，而非理所当然地认为民族主义的定义就是如此——它开始于13世纪的但丁，或16世纪英国的莎士比亚，或在19世纪将农民变成法国人，或者是始自17世纪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再经过18世纪在欧洲的酝酿，最后于19世纪蔓延到我们这里。这些都是历史的叙事。下面我要谈的是情感，因为这是关于集体是如何形成的、甚至作为历史叙事是如何被引用的，就好像它们毫无争议地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一样。 对母语的爱，对你那一方土地的爱，是如何凝结成民族主义的呢？民族主义是对公众领域的直觉的条件和结果。在从最私密的到像现在这样的公众商讨中，作为负载本地文化的承担者，或者作为给予那些需要保护者以关心的人，妇女沦为一种工具，使民族主义得以合法化了①。如果我们给“民族主义”作一个宽泛一点的阐发，作为对一个位于特定空间的国体（a spaced polity）的忠诚， 那么该国体在意识形态上并不一定要编码为一个国家（nation）②——譬如，如果我们想想“粟米”（millets，法律上受保护的小宗教团体）和氏族（qawms）③——我们就会发现更早的利用妇女的故事了。我们可以想起不计其数的人物：在门第世系和国家的最顶端，有在伟大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蒂劳柏迪（Draupadi），虽然那时“民族”（nation）还很遥远；对卢克丽霞的强奸标志着国家（res publica）的建立，那是一个公众的事物——罗马共和国，尽管民族主义打破神圣罗马帝国的时间仍旧俯伏在历史的胸脯上；诸如此类④。 就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嘴里哼着一首名叫《麦波·帕坦》（Mebar Patan）的小曲⑤，那是一百年前我们家族的人写的。小曲沿用的是拉其普特人（Rajputs）的固定编码模式，拉其普特人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很骁勇的族群，他们抗击印度的穆斯林皇帝，内中却又很多暧昧之处，因此穆斯林又可被看作是英国压迫者的一个暧昧模糊的类似者，尽管与那个在别处被相同的民族主义者所赞慕的伟大的英国文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点强悍的遗留物，那种拉其普特与穆斯林之间的对立，仍然以这样的方式残存于印度西北部⑥。《麦波·帕坦》小曲是我童年的一部分。它是由我母亲和我祖母唱给我的，仍旧透露出战时勇武的气概，这很明显是关于保护母亲和妻子，以及在敌人兵临城下之时呼吁战士离开肉欲之床的。我问我自己：难道这些词句给我的童年留下了什么印象吗？无论答案如何，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被修改，但是其修辞最经常潜伏在再生产异质规范性（RHN）⑦ 的假设中，就像合法性本身一样，这是人所共知的。你是自然的呢？还是被归化的？想象进一步并且是有选择地操纵着民族主义，其目的是要指出本族人和邪恶的外国人。而这种工具是“我保护你以换取你的服务”这一模式，属于劳动中的性分支。民族主义一定要缚系于一个人出生的种种境况上——对它的赞美，它的扩展和收缩，它依据迁移、婚姻和作为古老的出生的历史⑧ 而作的重新编码。这是我的家乡，它一定是安全的。如果我不知道它，那我也一定要找到答案。 让我们解开“对……的热爱”一语吧。归根结底，这种眷恋和维系，这种“对……的爱”，更像是一种“在……中的舒适感”。那么，对于母语和那一方土地的热爱，是在什么时候变成民族主义的呢？它又是如何变成的呢？让我们稍做修改：是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其母语中感受到的舒适、在其简陋的位于人行道旁的那一块地方所感受到的舒适——作为纽约人，我将再加上消防龙头或者教堂的门——将其自身转变为民族主义的呢？又是如何转换的呢？让我们进一步刨根问底，以便把问题弄清楚。这种最底层的舒适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情感。当只有此物、别无其他时，其运作不过是一种“那里状态”（thereness），与动物只有一步之遥。当它被夺走时，它是一种无助、失去方向和依赖的感觉，诸如此类，但此时还没有产生连贯的“民族主义”。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团结一致、通过将什么东西（如宗教话语）重新发明为一种可以宽恕暴力的伦理学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事业——但绝没有民族主义。我们是如此习惯于“欧洲之外没有私密之物”这一陈词滥调，以至于我们无法认识它，正是这种深刻的、基本的、共有的失去舒适的令人不安的保证，才使得人们团结起来的。这是一种对于共有的“私密”事物的相信，在这里，私密的可能性并非来自于某种公众感。妇女、怪异者和男人未必是按照公众—私密之线来划分的。尽管随着“同居于一地”、“在自己的母语中被理解”等状态的断裂会伴有暴力发生，这种暴力又加固了团结，它不能抓住一种公众领域，一种在有特定空间的国体中将会容纳所有人（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领域。 这种无来由的“私密”被想象成基石，民族主义是对这种想象的重新编码，尽管在民族主义“本身”，正如黑格尔所概述的那样，这种集体重新记忆的“私密”的出现是公众的一个反义词。在上面简述过的无来由的“私密的”舒适和对私密与公众的理性两极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性别和阶级的鸿沟。那些利用民族主义构建自己的那一套理论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条鸿沟；可以通过想象将它调动起来，无论是好是歹：那个小孩在唱歌。导向民族主义的脉动是：我们必须控制我们公众领域的运作；并且，往后，我们也必须控制别人的——尽管这并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种对基本上未理论化、但盼望已久的公众结果的确信，因为一种独特和更好的感觉——因为生来就是那样——而更加稳固了，这种感觉来自从语言和空间的基本舒适的滑动。在此我不想演练最富有黑格尔特色的有关公众领域的观念，无论它们带上了什么样的民族主义色彩。我只想简要地指出，我这里提供了一种对民族主义的解读，它允许我们看见为什么（尽管只是在公众领域出现后才可能）它无法与公众空间的建基性逻辑协调一致。巩固对民族主义情感上的信念的方法并不是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