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1－0083－08 本文所说的“文化诗学”，是指从社会文化观念、精神旨趣、文化心态等角度对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相关文学现象进行理解、评价的方法、标准与观念系统。这里所说的“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与西方18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大体上是指《文选》与《文心雕龙》语境中的“文”，包括诗、词、歌、赋等以抒情为主的作品以及诔、铭、表、奏、书、论、序、跋等具有实用性质而又很讲究文采的文体类型。“中国文化诗学”是指中国古今学人根据中国文学作品与相关文学现象的特征而形成的，从具体社会文化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理解与阐释的研究路向。自古至今，基于对中国文学独特的存在样式的理解，中国文化诗学亦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传统①。换言之，这里所说的“中国文化诗学”是一种具有本土性质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中国式的文学阐释学。然而，由于现代以来我们久已习惯了借用别人的观念与方法并标榜之，而不善于或不屑于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固有的观念与方法进行总结、提升，故而好像中国传统文化中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研究方法似的。这或许正是当下中国学术研究很少能发出自己独到声音的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传入，中国文化诗学传统获得了新的资源与营养，从而更加成熟与完善。换言之，中国文化诗学是一种既有着悠久的传统，又具有现代精神的文学阐释路向。 一、古代之源 “诗”是中国最早兴盛起来的文学样式，中国最早的文学阐释学观念也是围绕着“诗”展开的。“诗言志，”被朱自清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1](P4)这个载于《尚书·舜典》的提法，究竟出于何时，迄今仍为悬案，然其为先秦之批评观念并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则无可疑者。据《左传》、《国语》可知，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观念与实践都很成熟，而成书不晚于战国中期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则有“诗亡隐志”之说。而《庄子》的“诗以道志”，《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等，均说明“诗”与“志”具有密切关联乃是先秦文化观念中的共识。对于中国文化诗学的阐释路向来说，此说亦堪称源头。盖“诗言志”既可以理解为对诗歌的规范性话语，亦可理解为解释性话语，而规范性与解释性正是一切阐释行为所共有的二重特征。正是在“诗言志”这一中国文学阐释学古老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文化诗学最早的表述，这就是著名的“知人论世”之说：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万章下》)。 这段话体现了先秦士人阶层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与自我砥砺的精神：为了使自身成为有道德的、高尚的人，士人须向其他同时代的优秀人物学习，而学习的最好办法就是和他们交朋友。只是向同时代的士人学习还不够，还要向古代的优秀人物学习，古人早已逝去，只有通过读他们的书、诵他们的诗来向他们学习。然而要想真正理解古人，了解他们的高尚品德与精神境界，仅仅读其书、诵其诗还不够，还要了解他们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境况。这样一来，在士人的自我提升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阐释学问题——如何才能真正理解古人。何为“论其世”？赵岐注云：“读其书者，犹恐未知古人之高下，故论其世以别之也。在三皇之世为上，在五帝之世为次，在三王之世为下，是为好上友之人也。”[3](P2746)赵氏以儒家把历史顺序与道德谱系混而为一的乌托邦想象为依据来理解“论其世”，这是泥于经学语境的陈腐之见。朱熹注云：“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4](P462)相对言之，朱熹不拘于汉儒成说，断之以己意，其论更为通达。但他仅以“行事之迹”、“为人之实”等古人的个人行为解“世”，又过于狭隘了。清儒焦循云：“然经言诗书固古，不必远追书契以前。按古人各生一时，其言各有所当，惟论其世，乃不执泥其言，亦不鄙弃其言。斯为能上友古人。孟子学孔子之时，得尧舜通变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论古之法也。”[5](P429)焦循虽然没有直接解释何为“论其世”，但他指出了孟子此说乃是为了使后世士人能够不拘泥于古人诗书的字面意思，而能联系其所生之“时”与“世”，予以灵活理解，既不仰之以为神，又不贬抑为愚笨，庶几可通达于古人精神。可见，焦循似乎更能领会孟子“知人论世”说的阐释学意义。 细究孟子“知人论世”说的阐释学意义，盖有三焉：其一，阐释行为本身不是目的，通过阐释窥见古人心灵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才是阐释的目的所在。今日之治传统学问者，颇有一干人，唯考据是尚，谓考据之外无学问，其目光之鄙陋，真无颜面对孟子这样的通儒。为“尚友”而“诵其诗，读其书”，亦为“尚友”而“知人论世”，这应是一切阐释学的第一原则，一切文化传统都是在这一“尚友”过程中得以形成与延续的。其二，平等对话精神。“尚友”即与古人交朋友，先秦儒家士人中只有孟子具有这样的大眼光、大气魄。他前面的孔子把尧、舜、周公之类古代圣贤视若泰山北斗，唯仰之而已。他后面的荀子则把孔子视为不可企及的圣人，并将“五经”统归于圣人名下。唯有孟子能说出“人皆可为尧舜”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来，因此在他的眼中，古代圣贤也是可以平辈论交的。对那些久已逝去，唯有诗书流传于世的古代圣贤，既不仰视，也不鄙视，只是平等相看，是其是处，非其非处，这是一种真正的对话精神。对当代文学阐释学影响甚巨的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等都有各自的“对话理论”，其核心是把一切阐释行为均理解为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行为，是“视域融合”的过程，是基于“交往理性”的意义重建而非纯客观的、单向的理解或者认知。孟子以“尚友”为“知人论世”的目的，这就确立了诵诗、读书时以“对话”为基本准则的阐释方式，这是极具现代意义的思想。其三，如何阐释。我们说“知人论世”为中国文化诗学之“开山纲领”，其基本精神乃是通过了解“诗”、“书”作者本人的行为及其所处的时代状况来探知“诗”、“书”所传达的意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文化历史语境中对某一“历史流传物”进行理解与解释。这一基本精神旨在纠正那种仅就文本字面意义进行阐释的做法。这正是当今许多概念史、范畴史研究中常常出现的情形。由此观之，两千多年前的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