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921-（2010）07-0014-04 20世纪末，中国大陆学界在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中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相衔接，新设了一个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的比较研究如何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层面，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从合并的逻辑上推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相加，也就实际指向一种人类文学或“文学人类学”。笔者曾经把比较文学理解为各民族国家从隔绝封闭时代走向开放交流时代的文学研究之发展趋势；并把此种趋势的未来前景描述为文学人类学（叶舒宪1996）。本文希望继续阐明：为什么要提示从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到文学人类学的转型趋势；还有潜藏在这一趋势背后的时代因素和学理依据是怎样的。 18至19世纪，人类的文学观第一次走出民族国家的小范围，出现了“世界文学”和“总体文学”的理念。到了20世纪，随着比较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超国界的新学科迅猛崛起，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同催生出一种“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体现在创作方面，是“人类学想象”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跨越式发展和流行；体现在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研究实践方面，便是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派，借助于后殖民批判的全球知识观变革而日趋活跃。顾名思义，该学派的学术伦理和研究范式都受到人类学的强有力影响，主张文学研究走出西方现代性的魔咒和书面文学观的铁牢，将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和贵族化、精英化盲点的“世界文学”理念，拓展和改造为更加“民主化”、同时更贴近人类多民族文学现实的“文学人类学”理念，从而使得“文学”不再局限于文人墨客写作的书面文本范围，而是真正包括人类数以千计的无文字民族的口传文本在内。 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再到文学人类学，这三段论的变革折射出现代世界史和思想史上相继发生的两次否定之否定进程——从地方化到全球化，再从全球化到地方化。这与其说是简单的循环式复归现象，毋宁说是螺旋式的递进发展。 在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观念占据统治地位的前现代社会，“人类”的观念与“世界”的观念都还带着浓厚的形而上的抽象色彩，通常用在哲学家的专业性话语中，远远脱离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具体人种和人群。如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还有康德的“人类学”概念，皆是如此。只有等到文化人类学的调研报告真正覆盖地球上几乎所有的人群之后，以及人类学家遍及五大洲的田野作业让知识界首次获得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穷尽性认识之后，“人类”和“人类学”这样的术语概念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落实到现实的超自然生物之整体范围。同理，“世界文学”的理念，不论是在歌德的谈话中，还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都只是纯抽象或半抽象的术语，其中既有预设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也有难以摆脱精英化贵族化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换言之，在19世纪欧洲知识精英们所能构想的“世界文学”景观中，必定不可能包容新西兰毛利人的文学、非洲布须曼人的文学、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的文学、中国云南佤族的文学、台湾原住民之泰雅族、布农族、排湾族的文学，等等。 牛津大学日耳曼语文系泰勒讲座教授柏拉威尔经过通读马克思的所有著作，按照年代顺序撰写的《马克思与世界文学》，是了解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由来的极好渠道。在柏拉威尔的描述中，不论是马克思所喜爱的文学家，还是他所厌恶的文学家，大体上都不出欧洲文学史的范围：“马克思喜爱的作家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狄德罗、科贝特、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思厌恶的作家是哥特谢德、盖纳斯、拉马丁、沙多勃利昂、金克尔、道梅尔、后期的格莱里格拉特、古斯塔夫、弗莱塔格、马丁·塔波尔……”（柏拉威尔1980:5）。如此看来，马克思所能想象的“世界文学”是前人类学时代的产物，其涵盖面还远远达不到“世界”的全局，而是集中在西方世界。除了这些欧洲文学史上的人物，马克思对世界文学的构想也还包括一些非西方的作家作品，如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等。但是与他的西方文学知识相比，这些非西方成分毕竟只是零星的和不成比例的。马克思一生多次论及神话，他所熟悉的是古希腊罗马一系的神话，而不是非西方的神话。与早期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神话研究著述参照，前人类学时代的神话观以欧洲神话为知识界限的情况，是一目了然的。不过，马克思晚年对新出现的人类学这门学科非常关注，不仅大量阅读，还写下浩繁的读书笔记。倘若他能够活到20世纪，他的西方化“世界文学”观一定会随着对人类学著作的研读而拓展开来，即走向文学人类学的方向。作出此种假设性判断的理由是，马克思在社会阶级结构中一贯倾向于同情社会底层和弱者一方，对统治阶级及其附庸抱有尖锐批判的态度。在前人类学时代，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后人类学和后殖民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发挥的新名言应该是：原住民社会只有推翻殖民者统治获得独立，才能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理想在全球范围兑现。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的远景变迁，正是以上述时代变化为现实前提的。 我们今日提倡文学人类学的理念，并不是要和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唱对台戏，而是对如何切实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一问题再三权衡的结果，并不是追求在表面上和口号上因袭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笔者在27年前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中就曾指出，人学的关照是马克思一生追求的终极理论目标。马克思从康德、黑格尔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经过费尔巴哈的不信神的人和《哲学-经济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的人，发展到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完成了一次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转化过程。马克思晚年之所以对学院中刚刚兴起的人类学抱有那样大的兴趣，就是希望将唯物史观同人类学家的社会进化理论模型打通和对接起来，使之不仅能够涵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照，也能涵盖地球上形形色色的殖民地、原住民社会的现实关照，将从“社会关系总和”考察人这一目标，落实到世界上所有的社会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