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即图式化 “文”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是要把它讲清楚讲透彻又不容易。现代论家都感觉到它有很深很高的意涵。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中，认为“文”是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形上理论”。即是说，文是根本性、决定性的一个概念。因为，它无所不在，从最早的“记号”、“文饰”、到文籍、文献、文章、文采、文化、学问、著作、文学，都从“文”这一根蒂中生长而出①。但是，这样一来有一个危险，即是将“文”泛化了，就像泛神论，结果也取消了神，泛“文”化的结果，也可能迷失了“文”的根本义。因而，我主张将“文”之意义，分为根本义与引申义。什么是“文”的根本义？刘若愚在众多的文的解释中，还使用了一个“样式”的概念，其实，“样式”正是“文”的根本义。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样式”？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中，也将“文”译为“Pattern”，认为，“文”是“心在宇宙的身体中运作”(man serves the function of mind in the cosmic body)。他说：“书写的‘文(字)’不是符号，而是将一切图式化，这因此没有主宰权的竞争关系。每一个层次的‘文’，既属于宇宙，也属于诗。”②这句话一开始读来委实费解，但是其实是有一点道理的，我们后面会再作解释。这里先说他用的“图式”这个词，正是刘若愚讲的“样式”。但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再讲下去，究竟图式或样式是个什么东西。近年来讲得最充分的，是郑毓瑜《“文”的发源：从“天文”与“人文”的模拟谈起》，此文正是接着讲，将刘、宇文二氏所论的“图式”，联系到中国文学思想与观念中最早、最根本的“引譬连类”，将“图式”解为“譬喻世界”，重新再认天文与人文(身体与宇宙)之间有类的联通，继而将以古代中国的气感宇宙观，作为重建言辞、句式、段落、以及身/心、言/物之间，两个或甚或多元类域之间，如何跨越或相互贯通的网络。郑氏将“图式”(文)本体化同时也身体化了，她的论述自成一体，尤重文的根本理念中的相似、类通、感应、相生、互动等理论与思想的维度③，然而通观其文，着重强调的相似性，仍然忽略了“文”的另一面，即区分性。 还是对比着说，我的分析是： “文”有根本义与引申义： 引申义：文籍、文章、文献、文学、文辞、文采、文明、文化、文质…… 根本义：《说文》：“错画也”；《周易》：“物相杂故曰文”。 案，物相杂，即文之“样式”或“图式”。那么，合乎逻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物相杂”？ “物相杂”无非就是不同的物放在一起。大致而言，“物相杂”有两种趋势： 一是自然的、即兴的、随意的相杂。如瓷器烧制过程中产生的“窑变现象”，可谓之“自然型”。桐城派的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 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文法有平有奇，须是兼备，乃尽文人之能事。④ 案，以“变化”来解释相杂，这是自然型的物相杂为文了。中国文学越是发展到近代，越是向自然型的方向发展。 二是人工的、有内在规定、有规律、有技艺的“相杂”。如音乐、如编织、如图案，图式化、格式化的“物相杂”，可谓之“图式型”，《说文解字注》：杂，“所谓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也。引申为凡参错之称。”案，杂从衣，集声。《玉篇》“集”：“合也。”《广韵》：“聚也，会也，同也。”表明：杂首先是多样，其次，多样性不是混乱无序，而是既有类聚的一致性，又有区别的参差与交错，因而它有一个结构在其中。类的一致性，我们称为“交错”；区别的参差性，我们称为“相间”。换言之，文的根本义，正是相间与交错的图式。 案，后者正是古典语文，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特色。自然型的物相杂，背后也有很多学问。我这里先不讲。这里论述的是“图式型”的物相杂即文。我们从彩陶中的花纹与图案，可以知道，作为最早的“文”，所有的图式中，无疑都有对称的因素，对称的美感背后，其实有一种均衡地相间与交错的思维，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有一种“广义的对对子”思维，这种美感思维起源得很早。我们可以想象先民们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在窑洞或田边看月亮星星，看天上的云与飞鸟与地下的水与游鱼，看身边的火对水、锅对瓢、星对昏、门对窗，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身边的男女、老幼、死生……于是有一天感悟到天地宇宙的一个绝大秘密，就是两两相对，有物必有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于是发明了一个汉字：“文”：两两交错为“文”。《文心雕龙》说中国美文来自于天地：“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其实也是原始思维的一种美的论述。宇文所安说的：“没有主宰权的竞争关系。每一个层次的“文”，既属于宇宙，也属于诗。”正是这个意思：其中的结构(物相杂)没有一个主宰的绝对主体，既属于自然也属于人为。 从广义的对对子思维，于是我们可以再论，“图式化”的表现以及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