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困境及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本质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占彪,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编辑;   熊梅,上海远东进修学校教务助理。(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日益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后工业时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文学与当下生活越来越疏离,这促使了人文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为人文技术型和人文批判型,文学批判功能的分离、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使得文化研究自然地具备了批判性本质。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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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文化研究在国内酝酿并冲突而出,成为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然而,有意思的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其知识背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昔日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这表明了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关系。通过对这两者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在这其中,文学批判功能的弱化、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就使得文化研究具备了批判性本质。

      一、文学:“无可奈何花落去”

      1.文学的边缘化

      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上,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做了《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的演讲,他说,“其他的文艺形式会取代文学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目前就正在逐步取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普通百姓的文化生活中已经明显今不如昔,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欧洲基本上也是如此。”“尽管人们仍旧需要读很多书,但也需要去看电影、看电视以及登录因特网”。[1]米勒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事实和经验给我们说明了文学在后工业时代不可逆转的颓势。

      文学的边缘化地位其实与现代生活有关。在一个生命节奏日渐加快的社会里,人的主体性在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下变得越来越衰弱,在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很难拥有一份阅读文字作品的闲情逸致,更遑论思辨性的哲学著作,越是具象,不需要花费心智的作品就越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无意说到了图像与文字的优劣短长,他说:“‘人所乐玩者’,第一为看画,其次为看小说,再次就是读史,读科学书,读古奥之经文。”[2]那么,与图像相比,文字的高度抽象性,使得它有如在事件和感知之间隔了一层薄膜,人们不能不摒弃文字的一种复杂的解码过程,而偏好于那种能迅速、直接、轻松、干净利落地获取信息的影音媒体。

      图文书籍、电视、电影、互联网、游戏、DVD、MP3、数码相机、数码摄像等这些基于信息技术的影音媒体的迅猛发展,拉开了“读图时代”的大幕,在众多轻松愉悦的文化消闲作品的围攻下,一度风光无限的文学就显得艰于生存。詹姆逊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至于说文学,在我们已经逐渐认同为媒体性的所有模态当中,它肯定是时运最差的,不管怎么看都不合时宜,这种手法只宜于自恋和自怜,只宜于商业化的奖励这种不值一提的自满。在所有的书写阅读文明这一最为古老的形式当中,在像别的形态一样朝可拍电视性方向走去的时候,它注定要成为一种可怜的不在犯罪现场的文化的证据。”[3]这足以显示出文学在与影音媒体相比的劣势。试想,如果没有《手机》和《天下无贼》等贺岁片的流行,有多少人会知道刘震云和赵本夫的同名小说呢?

      当然,如果单从中国每年生产小说的数量上来看,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但是要知道这种繁荣景象是“一年磨十剑”的结果。“目前,我国年产长篇小说已达到1000多部,几乎相当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总和,并还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由于作家们大都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5本书’,故大部分作品的含金量不高,至今还没有几部震动中国文坛、读者与评论家一致叫好的精品佳作。”[4]另一种说法虽与以上不太一致,但表达的意思却是一致的,“新世纪这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这意味着一年365天,每天几乎就有两部长篇小说产生出来,而受到评论关注的大概仅仅只有50部到60部,这真是很残酷的事。”[6],总之,在中国,小说数量的剧增与质量的滑坡是共时的。

      近几年来,诗歌、现代派笔法小说的阅读者已越来越退缩到在学院里靠文学研究“吃饭”的研究者身上。小说的创作不是向大众抛着媚眼,就是规规矩矩地以平实的笔法、简洁的语言、扣人心悬的情节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卫慧的《上海宝贝》开篇,木子美的《遗情书》殿后,近几年来,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在欲望和资本搭建的舞台上拉开了“脱衣舞”表演的帷幕。报告文学这彪“轻骑兵”的半路杀出越发显示着现代人对文学想象力本能的排拒,至于文学形势一片大好,也只是文学评论家、出版方的一厢情愿,往往这种一厢情愿的繁荣假象被“各领风骚数几月”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你很难说反响甚大的《往事并不如烟》,甚至《中国农民调查》会在文学意义上作为经典而留存下来,前者是历尽劫波,看破造化的“当事人”对革命历史话语中的人事进行一种高贵而自恋地怀念;而后者则是一对在良心和道义逼促下的作家以朴实无华的笔法向人们“报告”当下中国农民悲惨而无助的生存景象,并不经意地抓破了一张满世界歌舞升平的粉面。

      当然,正如米勒所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会很快死亡。但其在信息时代影音媒体夹击之下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也不排除文学上取得的一些重要收获,如阎连科的《受活》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在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写实主义与欲望叙事成为文学拉回读者的自我救赎之路,然而这也只是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而已。

      既然文学创作出现这么一个不可逆转的颓势,文学研究者除了在过去的文学谷仓中咀嚼之外,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线投到文化研究这根救命稻草上。

      2.文学批评的学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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