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的自觉追求意识：“史识” 就一个学科发展的意义上来看，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具有奠基性的价值；就个人的学术道路来看，我以为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更能够代表他的水平和功力。《中古文学史论》不仅在一个学科的研究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于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实践，在近代学术史上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我在这里无意判断这两本书的价值，我只想围绕《中古文学史论》，探讨一下王瑶先生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思考和实践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的一些努力，并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现实的启示。 一九四八年，王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写史要有所见，绝对的超然的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写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1〕所谓“史识”， 除了写作文学史的人应具有的基本文学观念之外，主要的是要有对于研究文学史的科学的认识和方法。其中就包括对于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自觉追求的意识。《中古文学史论》从初版到再版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王瑶先生的这种意识。 《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开始属稿于一九四二年秋天，到一九四八年完稿交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历时六年。其中有些章，曾先后在《清华学报》、《学原》、《文艺复兴》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过。作者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度，先后以此书为蓝本，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程。此书于一九五一年以“中古文学史论”为总题，分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付梓问世。在初版《自序》中，作者说明： 名为《中古文学史论》，是沿用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习惯的称法，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我们和前人不同的，是心中并没有宗散宗骈的先见，因之也就没有“衰”与“不衰”的问题。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昔人之所以常用“八代”“六朝”这些字样，也正表示出这四百多年文学史是有它的共同时代特征的，是一个历史的自然分期。本书的目的，就是对这一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2〕这段话里，除了说明书名的由来和自己不同于前人的态度以外，已经包含了王瑶先生的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的自觉意识。这就是：（一）说明文学兴衰的社会与时代之关系，阐发文学史实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文学史家最重要的责任；（二）对于一个时期的复杂的文学诸现象，给予审慎的探索和解释，是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三）文学历史的研究不存在绝对的超然客观，但作为研究者的追求，应该尽力得出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作者在书中所努力实践的，就是这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 这些话写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当时朱自清先生正在病中。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病逝。朱自清先生答应为此书作的序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如愿的一件憾事。但是，王瑶于八月二十日深夜写成的该书《后记》，却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在这篇《后记》中，王瑶先生明确地说：“我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和朱先生是完全一致的。”文中具体地引述了朱自清先生对于文学史研究的看法，然后表示，“至于作者自己能遵行到如何程度，就不敢说了。”〔3〕直到将近四十年后， 王瑶先生在这本书的再版时所写的题记里，除了重申他写作此书过程中如何受到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亲承音旨”式的指导之外，更多的篇幅是说明，自己“研究中古文学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并且指出，鲁迅的研究工作，“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至少作者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的。”之后，王瑶先生强调地说：“作者所以愿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本书质量不高，还可能存在着某些错误或不妥之处，但作者深信自己所遵循的思路和方法还是比较对头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并对过去的失误有所弥补。”〔4〕 这些序言和后记，前后历经近四十年，王瑶先生生活的时代和学术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变化；王瑶先生的学术生涯由古代文学研究转到现代文学研究，又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与磨难；但是，他由前辈所继承并努力实践的文学史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却始终未有改变；先生不仅恪守不渝，而且越来越清醒地把它上升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深信自己遵循的思路和方法还是比较对头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王瑶先生的阐述表明，他在自己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对于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追求具有很强的自觉意识。我们姑且把这种“继续努力”的自觉意识称为是对于文学史研究中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的呼唤。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意识正在一些研究者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失落，王瑶先生发出的这一呼唤，就显得更加可贵了。 那么，这种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二、坚持“以史证文”，重视从大量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科学的论断 实证的精神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对历史资料的重视。清代的朴学，“五四”时期胡适倡导的实证的方法，都体现了这一特征。但是，将这种精神和方法引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并努力赋予实证的方法以新的血液，是许多后来的学者们所努力实践的方向。朱自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