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5-0086-07 自2003年4月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与《文艺研究》杂志社召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学术讨论会并编发了相关文章以后，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并引发了争论。其中，《河北学刊》刊发的赵勇博士的文章是集中与我商榷的[1]。他不只是对我近几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作了批评，也对我这几年的大众文化研究作了整体评价。比如，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中，陶东风采取的是一种不断后撤的姿态和立场。90年代初，他曾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过中国的大众文化；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又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错位说”的提出者，并开始反省和检讨他在90年代初期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失误；世纪之交，他开始借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倡导文化研究；最近两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又成为他思想中的重要元素[1]。 在他看来，我已从一个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妥协者或中立的“阐释者”。面对这样的总体性判断，我觉得讨论的范围已经无法局限于我这一两年关于“审美化”的文章了，还不如乘此机会把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历史、其中特别是我个人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这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或许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的集中批判，大约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是应用得最早、最普遍的范式。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2]。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于大众文化的抽象的道德与美学批评，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我后来对此有所反省）。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这个对于大众文化的基本判断在后来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基本得到了延续。 但是，真正把批判理论范式引入中国大众文化（在当时主要指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批评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90年代初期，特别是1993年以后流行的中国本土大众文化，以及几乎同时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流行的重要语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不同，中国知识分子９０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恰好把批判目标对准了世俗化与大众文化，其核心是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用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拒斥大众文化与文艺的市场化、实用化与商品化。这个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与审美主义的批判取向，一直是中国大陆大众文化批判的主流，而它的西方理论资源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3]。 除了直接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那些人以外，借用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代表性文章还很多，比如尹鸿的《大众文化时代的批判意识》[4]和《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大众文化批评导论》[5]，等等。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商品拜物教论、虚假满足论、文本贫困论、个性丧失论、感官刺激论、读者白痴论等。直至今天，“人文精神”的这个批评范式仍在延续。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师生组织的一组笔谈《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就有赵勇的文章）[6]。 这样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评，体现了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显出众多的弊端，且形成了对于精英文化的巨大挤压，其政治与文化功能已经不同于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了。但是，“人文精神”的批评范式也存在着问题：(1)机械套用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而没有充分顾及中国本身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从中提出问题、理解问题，缺乏历史的眼光。比如，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与90年代以后的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中国大众文化的“负面效果”是否有更加特殊的本土原因？这些问题基本没有得到认真的考虑；(2)用精英文化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这样的批评实际上很难深入到大众文化的文本特征内部去，常常只是重复精英文化的标准或者为大众文化增加“不堪承受之重”[7]。我们无论如何评价大众文化，都不能希望它表现“终极关怀”或体现先锋艺术的那种独创性。我正是在意识到批判理论的这两个缺憾以后，才开始了研究范式的转化。 二、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出发研究大众文化，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又一种范式。这种范式同样集中关注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但是它对这个世俗性却有着不同于批判理论的视角与尺度。它更多地是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世俗化转型角度肯定大众文化的进步政治意义（而不是审美价值）。比如李泽厚、王蒙，后期的金元浦等，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我本人。它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在与“人文精神”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论争中，我逐渐修正了前期机械搬用批判理论的做法，形成了我的大众文化观点。虽然我那篇集中反省批判理论的理论文章发表在2000年[8]，但是主要观点却形成于90年代中期[9]。我的论述角度基本上是社会理论的而不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这形成了我大众文化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契机，也是我后期的大众文化批评的最鲜明特色，并由此构成我与“人文精神”论者以及“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最鲜明的对比。我认为，“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从道德主义、审美主义或宗教性价值的尺度出发，完全否定世俗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可取的。理解与评价世俗化与大众文化首先必须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来分析与审视当今社会文化问题，强调联系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教训来确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即把它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肯定或部分肯定世俗化大众文化的合理性。世俗化／现代性的核心是祛魅与解神圣，在中国新时期的语境中，世俗化所要祛的是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魅。由于世俗化削弱、解构了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与“神圣”（不管宗教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包括与物质生活相关的各种欲望、享受、消遣、娱乐等等）进行“辩护”，所以，它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我曾经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