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多潮的纷繁状态。“酷评”，一类专以唱反调的否定名作家作品为主，追寻时尚，制造商业化效应的文学批评，也惊世登场。 “酷评”，和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种在青少年中引为时尚的“酷”文化相联系，却又不尽相同，它是以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做基础，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展示批评者面貌的，以专门批判名人名作的否定性结论作为特殊标志，并带有相应商业化（广告化包装化）手段的一类文学批评。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风景，一类值得评价的文学批评现象。 一、“酷评”现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被称为“骂派”批评的现象，在中国文坛浮现。应当指出，这种“骂”，在社会中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解。一类是指与完全赞美（其中有的同样也包含商业化目的）的作家作品评价不同，有不同意见的批评文章。一类则是并非一般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否定作家作品的全部（或基本方面）文化意义，甚至用语失去文雅节制，带有血色与喊腔的激愤之评。“骂派”批评的叫法并没有多久，它们作为潮流也并非抢眼。以后，这种骂派批评中的后者，与现代文学史研究乃至社会文化中，对基本的人文精神，对鲁迅、老舍、茅盾等经典作家的否定性倾向的思想文化潮流相混合，又与社会时尚中的“酷”文化相结缘，而被称为“酷评”。应当说，“酷评”现象极为有趣的一点是，目前没有一个批评家公开自称为“酷评家”（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酷评”一词多出现于对这类文学批评不满与否定的意见之中。而出版界则兴趣盎然。有些出版者一则以发表（甚至策划）这类文章而惊人，一则干脆将这类批评公开宣称为“酷评文丛”。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列入该丛书的一位作者却公开声称，自己“这样的文章不算酷评”。 “酷评”这一词，并没有得到特别认真的专门梳理。有的指时尚批评（新潮前卫），有的指骂派批评（广义的否定性结论），有的指不讲学理的批评（残酷无理）。 本文则试图通过分析，给出一个我所理解的严酷评”定义。 二、“酷评”样本 我所理解的“酷评”，是一种对具有文学意义的命题，带有文学批评的言语方式，以激烈的方式否定批评对象的文学意义而带有整体否定的文学批评。简言之，是文学的，却非学理的；是激情的，却非理性的。 由此，我将两类批评划出“酷评”之外。一类是学者的学理批评，如王彬彬的《文坛三户》，虽然也激烈地批评了余秋雨，却是“从学术和学理的层面做个案研究”，是其“最具学术和学理功力的一部专著”。（注：丁帆《“与人驳难”的批评姿态》，《文艺争鸣》2002年第4期。）虽有否定性意见，却是学术姿态的学术观点。一类是文化批评，如王朔的《我看鲁迅》，（注：《收获》2000年第3期。）它在精神上与世纪之交的“酷评”是同一潮流（且是这一文化潮流中的高音），但却是非文学问题的文化思想批评。它违背了一般的文学常识。 “酷评”最有代表性的文本，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书是《十作家批判书》，（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文章是葛红兵先生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写一份悼词》。（注：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坛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之所以选这两个文本做代表，一是出于我对酷评的理解，它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二是从社会的、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它们也较广泛地引起了注意和批评。 三、酷评家 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批评家自诩为“酷评家”，这大约说明了“酷评”尽管很“酷”，却并非有好的名声，对酷评的批评也限于具体的“酷评”文章，或笼统的“酷评”现象。这当然显示了批评的成熟，是为了讨论问题，而非讨论作者的名义。同时，也显现了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宽厚与宽容（一度在政治批判运动中的粗暴指名不在其中）——与“酷评”立场正好相反。 对“酷评家”，曾有一种误解。将严厉的批评家称为理想的“酷评家”，如“别林斯基就曾是俄罗斯文坛的一个‘酷评家’”。汤奇云先生称其是一种“心目中的酷评家”，还把中国的鲁迅，还有茅盾这样的批评家，也列于其中。这位作者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认为“话语尖刻，立场偏激，不是我们心目中的酷评家。这种人与愚昧而缺乏修养的骂街的泼妇没有两样”。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他是用褒义的内涵使用的。（注：汤奇云《“酷评家”：批评界的谬种》，《文论报》2001年2月15日。）我对这样为“酷评”之名翻案的意见深不以为然。“酷评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酷评”现象，已使真正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文学批评蒙羞获耻。在一些“酷评”中，鲁迅已被彻底否定了。把“酷评”当成了褒语，将“酷评家”作为心目中伟大、杰出的标准，不但不能划清严肃批评和“酷评”的界限，反而有损于伟大、杰出批评家的声望。不但没有积极意义，相反，还有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具体说到中国“酷评家”时，有这样几个例子。代迅先生提到，余杰强迫余秋雨忏悔是一例，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坛写“悼词”又是一例。（注：代迅《关于“酷评”：以余秋雨现象为例》，《文艺评论》2001年第2期。）客木先生在《“骂派”批评家档案》中提到了八位，既有大陆的，又有台湾的，既有文学批评的，也有文化批评的。（注：客木《“骂派”批评家档案》，《作品与争鸣》2001第3期。）李运抟先生在《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中，则提到王朔讨伐金庸，朱大可等人的《十作家批判书》，还有韩石山，余杰、王彬彬等。（注：李运抟《关于“骂派批评”的新思考》，《芳草》2000年第10期。）显然，“骂派”批评在使用上，是被有些论者看作与“酷评”同一语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