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0-02-011 葛兰西作品的英译本第一次出现在英国是在1957年，The Modern Prince：and other writings[1]。葛兰西的这部作品集对英国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中期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一时期吸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是葛兰西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态度与他们本身反对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契合，“而不是他自己的知识贡献的独创性”[2](P28-60)。并且这一时期葛兰西是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史学研究，并没有引起文化派的注意。首先运用葛兰西的理论去分析英国社会现状的是汤姆·奈恩(Tom Nairn)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他们接受了葛兰西思想中对历史境遇的特殊性的考虑以及常识在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作用，形成了著名的“奈恩-安德森命题”(Nairn Anderson Thesis)，即：民族历史的独特性；长期的历史分析与当下的形势剖析相结合；强调政治统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因而表现出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断裂；意识到社会统治的偶然关系成为一种理所应当的常识；批判劳工运动不能把自己置于新社会运动的前沿，因此也就不能从一种经济合作体系转变为一种霸权文化[3](P61-80)。1966年，佩里·安德森在《当前危机的根源》(Origins of Present Crisis)一文中运用“霸权”“历史集团”等概念分析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强调要创造一种革命意识去挑战统治阶级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认为，这篇文章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葛兰西思想对安德森思想的影响，并第一次在历史分析中运用了葛兰西观念。这主要是由于奈恩的影响[4](P110)。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葛兰西思想的接受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的主张，并没有看到霸权理论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的突破。这一方面囿于葛兰西作品介绍范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与当时西方世界普遍的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倾向相关，因此他们主要将葛兰西看成是一个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哲学家。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更多的关于葛兰西作品的翻译，直到1971年才出现了《狱中札记》英译本[5]。这个译本的出现促进了英国学术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系统性研究，并逐渐注意到葛兰西思想本身的精髓。最重要的是葛兰西的思想引起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注意，并成为探讨新的文化研究范式的理论依据。这一时期，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把葛兰西的理论看成是对经济还原主义及阶级还原主义的矫正，“霸权”的概念成为继“文化”和“意识形态”之后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反思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又一个关键词。 但值得指出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吸收葛兰西霸权思想以及后来的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思想，并不意味着对之前的“文化”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的抛弃，相反，引入霸权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在反思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时的不足，因而保留了这两种反思方式的优势，并在具体的研究中执行、实施。因此，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霸权”概念的理解，也就不能脱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认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解“霸权”概念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把霸权理解为文化，这主要是威廉斯的理解；另一种是把霸权理解为结构，这主要是霍尔的理解。从米尔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个人对文化唯物主义的赞赏以及对霍尔的文本分析微词[6](P115)，但是他的分析也抓住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吸收霸权理论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的最本质的特征。 一、作为文化的霸权：威廉斯对葛兰西的接受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威廉斯在他的文化主义思想中引入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他批评了恩格斯、卢卡奇、本雅明以及阿尔都塞等在理解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的局限性，认为他们能够处理分析性关系，但霸权理论更能处理实践性问题。葛兰西霸权的概念包含了处在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从属的意识形态，同时还强调了处在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不能一直保持这种地位，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时刻会挑战它的统治地位，因此它必须做出调整以收编那些对抗的力量。而被统治阶级必须竭力保持、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对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明确了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总的来说，霸权理论所提供的主导形式和从属形式之间的斗争与交往的过程，这更接近发达社会通行的那些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方式。 但霸权对于威廉斯来说，依旧是一种文化。威廉斯从《文化与社会》以及《漫长的革命》开始，将文化看成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思考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时主张取消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主张以一种整体性的方式来把握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然而，威廉斯的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了人的活生生的经验的重要性，重新提倡了斯大林主义所忽视的上层建筑因素的构建作用和自主性，同时他还将文化看成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试图打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严格界限，构建一种文化唯物主义。但是随着阿尔都塞的思想以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思想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造成的巨大影响，这种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很多思想家看来是一种人类学的定义，它并不能概括实际历史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忽视了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文化领域的冲突和斗争以及这种斗争最后如何演变为政治的、经济的直接改变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面对其他思想家的批判，威廉斯虽然很少作出直接的回应，但实际上他接受了大部分的批评，注意到了文化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而这种转变理论上的启发还是要归结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