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形态与哲学的诉求  

作 者:

作者简介:
凌建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巴赫金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在小说理论领域建功卓著。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概念、新范畴来阐发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提高了小说这一体裁的辨识度,并对其他学科产生了深远影响。巴赫金的理论顺应并推动了“语言学转向”,为各种“后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启示,在“后理论”时代又成为克服传统文学研究困境的思想源泉。他的学术功绩还特别体现在诗学研究与哲学求索的珠联璧合上,他预见了人文研究跨学科、跨文化时代的来临,构建了独白主义与反独白主义思维体系,使任何思想与行为都能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断丰富这个体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8)10-0115-09

      评论功绩,通常会从内部有何创新、外部产生了什么影响两方面来论述,就巴赫金而言,还须增添第三个“篇章”,即诗学研究与哲学求索的珠联璧合。巴赫金其人其学都可谓卓然另类,能在肃反运动扩大化中保全自身,生前获得崇高学术声誉,寿至杖朝之年,非大智慧者难得这份幸运;大智慧更体现在其学术遗产中,这里既指学理创新,也指哲学追求与诗学兴趣的相契相合,或者说半是隐微写作、半是兴致所至的学术样态,这种样态若不是自然天成,也绝非刻意为之,毕竟做文艺学家并不妨碍哲学思考,何况诗学乃兴趣,用兴趣放飞理想,从结果看,成就的不只是小说理论,更有宝贵的哲学思想,还特别为学界预言了人文研究跨学科时代的来临。

      一、新的发现

      巴赫金探讨长篇小说的审美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见解,其中一部分为他所独创,可谓“自铸新词”,如小说化、内部有说服力的话语、对话性、非直接话语、时空体、多声性、他人话语等,另一部分可称“旧词新意”,如正反同体的双重性、体裁批评、混合、语调、镶嵌、讽拟、声音等。他特别喜欢采用矛盾对立又辩证统一的范畴来阐发长篇小说的特殊性,将小说提升到与史诗、抒情诗、戏剧并驾齐驱的缘起性体裁之一,提高了这一体裁的辨识度。

      (一)标准语(统一语、规范语、通用语)——杂语;向心力——离心力

      杂语是巴赫金小说理论中最有魅力的新发现。以往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的往往不是各种语言同时共存的整体,而是某种语言或几种语言之间的比较以及个人如何运用某种语言(最典型的是标准语)得到言语作品。如普希金的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将不同品格的语汇混杂在一起,被批评界认为是离经叛道,主要原因就是大家普遍只承认语言生活中只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体系。统一语即得到正式承认的规范语、通用语,是民族内部混杂的方言中一个坚固而稳定的语言核心,其形成是“使话语和思想的世界统一起来、集中起来的力量”,[1](P47)即向心力不断作用的直接结果。向心力对标准语的重要性,语言的统一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是,在语言统一过程中还有一个分散的力量——离心力存在。语言在自己形成与发展的每一刻,都不只区分为语言学所称的方言,还有不同社会意识的语言,如社会集团、职业、体裁、性别、几代人的语言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杂语。这样一来,规范语也不过是杂语中的一种,并且自身又可分为不同体裁、流派、功能语体等的语言。语言只要生存发展,区分和杂语现象就会扩大、加深。因此,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斗争构成了一幅众声喧哗的画面,杂语既是语言离心力的真实反映,也展现出人类语言的现实存在状态。

      巴赫金从上述语言观出发,对小说与诗歌话语作了比较,认为小说形成于语言和思想生活中分散、离心的轨道上,而诗歌却相反,在凝聚、集中的意识形态向心轨道上发展。在他看来,长篇小说意味着是杂语的形象,诗歌是统一语的形象,史诗是“绝对的过去”的形象,用研究诗歌、史诗语言的方法来考察长篇小说,无法真正揭示其话语的本质特征,因此需要另辟蹊径,建立独特的小说研究方法论。

      (二)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史诗——小说;完成性——未完成性

      巴赫金梳理了欧洲小说的两条修辞路线:第一条发端于诡辩小说即雄辩体叙事文学,其基本特征是一定程度上坚持单语性和单一风格;第二条则主动地有意识地把社会性杂语引入创作中。不过,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第一条路线的小说自上而下地走向了杂语,第二条路线的小说自下而上“从杂语深处上升,进入并驾驭标准语的高层次”[1](P160),亦即把高雅的语言也变成了杂语的组成成分。巴赫金详细阐发了代表这两条路线的史诗与长篇小说处于怎样的相互斗争又彼此颉颃的关系中,大而言之,这两种创作倾向、文化思维倾向发生了怎样的碰撞。相比史诗,长篇小说的诞生晚得多,它是文学大家庭中唯一处于形成中的体裁。长篇小说以描绘作者所处的当代生活为目标,其形象具有开放性,在意义和价值层面上具有未完成性,其形式和内容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史诗的形象具有完成性,因为它属于“绝对的过去”,即史诗作者所处的时代与史诗事件及史诗人物所处的时代“横亘着绝对的史诗距离”[1](P507)。小说艺术揭示的是面向未来的现在时态的存在,史诗展现的则是凝固了的、僵硬不变的过去的事件。

      代表第一条路线的史诗,其创作立场是既定、不可变的,如神圣的东西绝不能亵渎、对主人公须怀敬仰之情等。从第二条路线发展起来的长篇小说,彻底解放了艺术思维,使严肃与笑获得了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小说的优势还在于“不断改变自身已形成的一切形式”[1](P536),因此,它一旦在文学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便会……把尚未完结的特点传染给其他体裁”[1](P501),使“几乎所有的其他体裁不同程度上都‘小说化’了”。[1](P500)小说化实质就是小说之创作立场化,抱着未完成的自由的立场去创作,无论选取人物形象、安排情节布局,还是采用语言风格,抑或描绘场景、表达思想等,都有意识地不受已定型的体裁框架的束缚。复调小说就是沿着第二条路线发展起来的一种体裁,其艺术世界去掉了史诗般的完成性,因为作者赋予主人公以说出关于世界和其自身之话语的权利。沿着第一条路线发展起来的小说,如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即巴赫金所称的独白小说,说出关于世界和主人公自身的话语,乃是作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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