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已过大半，身置其间的我们曾有的焦虑并未全部消褪，话语的多元性使热爱言辞的我们似乎各得其所，但是，每当面对红尘滚滚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我们无论怎样表达都会进退维谷言不及义。我们所知不多的现代生活新经验，使我们丧失了有效的言说能力并深感迷失而难以确认自己。于是，每当我看到身边朋友的文章或同他们交流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注意他们的话语方式，并追询他们在从事一种怎样的文化实践，或者说，他们是如何重新实现了自我确认的。这种自我确认并不是通过自我评价实现的，而是通过他对各种事物的态度和话语方式得以证实的。这种证实，不仅在于他获得了话语权力，同时表达了他拥有了言说的动力和资源。陈晓明作为身边的朋友，我始终关注着他的批评活动，对他的观念和操作方式，无论我赞同与否，他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而且我注意到，无论是在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场合，陈晓明和他的文学批评已是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这足已证明，陈晓明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文学批评最具活力的公众人物、最具挑战性的批评家之一。在文化失败情绪弥漫四方，批评群落逐渐萎缩的九十年代，陈晓明不置一辞并英姿勃发地坚持在文化挑战的滩头，从而成为文学批评营垒中的坚定分子，这虽然已无悲壮可言，但他的文学批评却是九十年代给我们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文学批评的一部分。这一评价虽然远不够时尚，但却是我的由衷之言。当然，陈晓明并不是恰逢其时的幸运儿，在他脱颖而出并在文学批评领域获得突出成就的背后，他同样经历了一个积蓄、坚忍和以求一逞的漫长过程。 文化压抑下的知识准备 或许可以这样说，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并不属于陈晓明这样的批评家。他虽然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洗礼，目击了父兄们悲壮而辉煌的业绩，但留给他更多的却是热闹而平淡的记忆。对这个年代，他在情感上怀有深刻的矛盾，一方面，“那毕竟是一个在文化上有追求的时代，毕竟还有一部分怀有真实的人文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和我的同辈人大多数未必赞成那种理想，然而，在情感上却又存在深深的怀恋。”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主流文化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屏幕，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观赏，偶尔也参与，随后却在努力等待这个伟大神话的破产。”〔1〕这种矛盾的心情，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刻的犹疑和感伤。他无法认同那一时代虚假的“理想”承诺，同时又无法找到文化“最后的栖息地。”〔2〕因此， 80年代陈晓明在文化上面临着双重的压抑。这种压抑显然与福科所说的“认知意愿”相关，而在它的背后隐含的又恰恰是一种权力的运作。 认知意愿联系着“知识型构”，无论是认同还是排斥，都是“知识”在支配着我们的意愿。后来在陈晓明的著作和谈论中，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八十年代对他构成的压抑感，不是来自他那并不扎实的集体记忆，而更多的是源于他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化相去甚远的知识型构”。可以说，陈晓明虽然是在八十年代接受了完备的理论训练，但他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了遥远异域。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仅仅成了他接受教育时代的文化背景，它并没有在“知识”层面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的研究从新批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开始，其间经历了海德格尔和萨特存在主义的洗礼，然后直奔德里达、拉康和福柯，从而从一个“存在主义者”变为一个操练“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人。〔3〕应该说，《文本的审美结构》这本鲜为人所知和谈论的著作， 于陈晓明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在这本著作中，我们会感到他系统而完备的西方现代文论和思想的积累。在1987年，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几乎很少有人能像陈晓明那样阅读如此广泛并深有体会。这样的知识准备虽然在当时不可能产生功利性的影响，但却为陈晓明日后的独标高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对于当代文学批评，我们常常听到其它学科对它的微词，这自然与偏见有关，但认真的反省一下也并非全无道理，其中最要害的就是当代文学批评知识性的馈乏。在更多的批评中，我们常见的是批评者的态度和立场、心情和印象，没有多少人能在文学本体论的范畴内展开论述，这与论者对本文构成理论和“文学世界”所知甚少有关。陈晓明的理论批评无论我们赞同与否，都无法忽视的是他将当代文学批评与“知识”结合的一贯努力。许多年过去了，无论是他对八十年代文学神话的反省，还是对九十年代各种文学现象诸如：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都市小说、女性文学、大众文化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价。其中都隐含着叙事学、语言学、系谱学、文化学、解构理论、镜像说、本文结构等“知识”性的理论，这不仅使他的批评因其理论色彩而别具一格，同时也使他因此而拥有了扎实的文风和学风，并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改变当代文学批评浮泛的期许。 陈晓明的这些“知识”，曾遭遇过来自多方面的质疑或批评，坦白地说，我对“后现代”旋风也持有不同意见，这在我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所表达。但我仍不同意笼统地对他进行否定，轻率地指斥他的“西学”观念。平心而论，陈晓明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当代文学理论的匮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并不令人鼓舞的文化背景下，包括陈晓明在内的部分青年批评家以策略的方式“借贷”或“租用”了部分西学去阐发我们并不熟悉或旧的理论难以解释的文化现象，其用意或“别无选择”是大可理解的。那种抽象的指责一方面是在借助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一方面也是在极力掩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欠缺。说得不客气些，这同样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假如在知识层面能够同他平分秋色，也不至于运用那样简单或暴力的方式。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观念，但我必须捍卫他言说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