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1)01-0039-11 李大钊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不仅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1917)、《俄国大革命之影响》(1917)、《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等文中向国人介绍了俄国革命的必然到来以及它对世界政治格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在《庶民的胜利》(1918)、《Bolshevism的胜利》(1918)等文中肯定了俄国革命的重要意义，认为“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①。发表于1919年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为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标志着李大钊已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中，他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历史论或称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或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政策论或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而把这三大理论如一根金线般串联起来的，是“阶级竞争说”。他分别对历史唯物论者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做了阐述，指出后者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②。对于“阶级竞争说”，他也做了专门介绍，并对有关这些学说的评论做了再评述。 有学者认为，李大钊与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上不大一样：前者“先是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性，然后才推及其所根据之理论的重要性”；后者则是先向往法兰西1789年大革命，后服膺19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极大兴趣③。与陈独秀相同的是，李大钊也很少有专门论述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文章，他的文学观和批评观主要体现在出于研究法国、俄国革命成因及其特征的目的，而对各国文学当前状况的推介之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整体论思想指导下，对文化文学的现实面貌与社会功能的理解和认识上。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虽然二人同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历史转折时刻，也都因此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陈独秀是激进的“文学革命论”者，李大钊则显得较为温和，并未明确提出类似文学革命“三大主义”的主张，也没有将新旧文学完全对立起来，这与他所持的东西方文明“差异”论、“美在调和”论有密切关系。 一、文明“差异”论与“第三新文明”的生成 认为东西方文明存在差异，是以承认世界文明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影响也交互作用的整体，有其发展运动规律为前提的。如果说，早期李大钊是从东西方文化存在交流与碰撞的历史事实出发，来论述其整体中的差异，那么，在自觉接受、热情弘扬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他是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视野中，看待上述问题的。当然，在不同的问题域中，由于所针对的对象和侧重点不同，他的观点和立场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相互抵牾的地方，这是可以理解的。 李大钊的文明“差异”论，集中体现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7)、《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两文中。在前文中，他说： 吾人于东西之文明，发见一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东方文明之特质，全为静的；西方文明之特质，全为动的。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惟其有动的文明，所以有动的生活；惟其有静的生活，所以有静的文明。故东方之生活为静的生活，西方之生活为动的生活。④ 认为“动的”与“静的”是东西方文明的“绝异之特质”，尽管是对两种文明概貌的总括，仍会给人以偏激印象。不过，李大钊论述的重心是在阐明“文明与生活，盖相为因果者”，也就是，特定的文明特质，将导致特定的人的生活状态。“静的”文明已造成中国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及至麻木冷漠、以自杀而自弃于世的恶果，这是他深以为忧的。在“动的”与“静的”这样一个二元对立中，必然会出现优劣区分，即“动的”是好的、值得提倡的，“静的”是坏的、需要打破的；打破的方式即引进前者，因为今日之世界正是“动的世界”： 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吾人又认定于静的文明之上，而欲创造一种动的生活，非依绝大之努力不足以有成。故甚希望吾沈毅有为坚忍不挠之青年，出而肩此巨任。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勿令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为白皙人种所专有，以应兹世变，当此潮流。⑤ 李大钊倡导“动的生活”，不仅因为它更符合当下世界潮流，而且关乎国人能否“自存”于世界之林。但是，在二元对立中虽然存有抑此扬彼的惯性思维，他却并没有要以“动的文明”来完全否定并取代“静的文明”的意思，而是主张“于静的文明之上……创造一种动的生活”。这为他的“美在调和”论留下伏笔。当然，这也是出于他对东方传统文明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在后文中，除申述上述观点，李大钊摒弃了将东西方文明看作二元对立的思想，明确阐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在“差异”论基础上提出文明“调和”论。这是他在文艺美学中提出“美在调和”论的思想基础。他说： 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⑥
